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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陈村等：我的2010年书单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日本镜中行》，【英】麦克法兰著，管可秾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4月
在中国，仇日者不少，哈日族也颇多，独缺的是知日派。欲解开中日关系死结，首先要了解日本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近邻。本书作者是英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大家，他以自己多年在日本的生活体验，细腻地、感性地描述和揭示了日本民族复杂、矛盾的个性，富有见地提出，日本文化是一种未曾经历过轴心文明洗礼的非轴心文明，灵肉不分，身心交融，自然世界与神灵世界彼此纠缠，日本是一面幻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其外部结构是西方的，内在灵魂却是日本的。每一个外来者对于日本永远摆脱不了既着迷又反感的内心困惑。
陈村（作家）
《我的阿勒泰》，李娟著，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年7月
李娟生活在阿勒泰，跟随母亲在哈萨克牧民中开个小店糊口。上一个冬天，她被大雪封锁在家中数月之久，陪伴她的是一群动物。我问她为什么不逃到城里，她说逃走的话动物都要死了。李娟的文字不知哪里来的，造化钟神秀，没人可教她。我说她的世界观跟我们不同。她对天地人和鸟兽有自然的态度，对家园有自然的态度。她看生命的目光很清澈。久居城市的人，读一点李娟很好，可以放大心胸，清洁精神。
张求会（广东行政学院教授）
《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三联书店 2010年4月
本书的三位作者，忠实地践行了自定的写作原则——“尽量做到真确，不误导读者”；“竭力叙述亲历、亲见、亲闻的事件”；“对有些事件，努力查找旁证，且力求不取孤证”。这样一种严谨的态度，决定了此书最出彩的不是一个个饶有意味的细节描写，而是史料的“弥补与佐证作用”。概而言之，一是披露了一些新鲜而可信的史料，二是为一些判断或推测提供了佐证，三是可以与其他文献相互补充、相互比勘。
丁东（民间学者）
《成人之美兮》，梁卫星著，花城出版社 2010年11月
这是近几年少有的真正能够激动人心的长篇小说。作者已经从事了近20年中学语文教师工作，过去不曾写过小说，初次尝试，把他对教师、对学生、对学校、对社会的全部感受，都灌注进来，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小说以犀利的思想见长，直面惨淡的人生，体现了真正的鲁迅传统。23年前，也是中学教师的刘心武，曾以《班主任》一炮打响，一度成为当代文学复苏的标志。本书问世于中国文学的又一个低潮期，可成为当代文学再出发的新起点。
黄骏（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师）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林贤治编，花城出版社 2010年4月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1949年后由政治分层学规划出的社会中下群体，这批群体因家庭出身问题，数十年间被烙上了不断改造的人生印记，而“好”与“不好”的归类也不由自我付出决定。编者透过二十余个具体人物的描述，以点带面地呈现出这一群体被强有力的话语遮蔽下的艰辛生活画卷。这既是那一代人念兹在兹的悠悠往事，也应是民族前进步伐声中不应淡化的集体记忆。
何蜀（《红岩春秋》原主编）
《我心深处》，沙漠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年5月
从一个平民，一个痴迷于话剧的女演员，一个“右派”家庭的角度，以平实而生动的文笔记下了众多亲人、师友在不同时期的形象和命运，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使人领悟到许多朴实的人生哲理。其中有些篇章（如写黄宗江、赵丽蓉的）会使读者忍不住笑，另一些篇章（特别是写儿子那篇）则会使读者感慨万端甚至泪流满面。
《卢作孚的选择》，赵晓铃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7月
有人把卢作孚定位于对民族航运事业有功的实业家，“船王”，其实卢作孚更重要的历史地位是社会改革家（这一面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掩盖了）。但是，对他为什么会在1949年社会大变革的历史关头选择留在大陆、之后却又选择了自杀，始终无人了解真相。此书即聚焦于卢作孚生命的最后三年，通过大量的采访和从档案资料中细心寻觅的历史踪迹，告诉读者这样一个杰出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书中展示的“历史的另一面”，会让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并在掩卷之余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刘绪源（《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
《苏联的心灵》，【英】以赛亚·伯林著,潘永强、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 2010年7月
这是伯林关于前苏联的十篇重要文章的合集，其中包括已流传极广的访问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文字。文章大致可分谈文艺和谈政治两大话题，均有丰富材料和深刻洞见。试以前者为例：书中披露，“十月革命”后曾有一段艺术家的黄金时期，创作十分自由，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甚至感叹“二十年代初”是他最感“幸福”的日子；二战时，大清洗中幸存的作家诗人复出，又在公众场合和私人聚会中朗诵作品，作家偶有停顿，听众即齐声提示下面的句子……
《重读近代史》，朱维铮著，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 2010年8月
作者对晚清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本书，新见迭出，有振聋发聩之效。如，他不认为在林则徐魏源之前中国尚未“开眼看世界”，此前四百年，清廷与西方的交流（含通商往来）其实从未中断。又如，中国自元明至晚清，何以一直未能“走出中世纪”？作者说，主要是因为“聚集于龙旗下面的农村居民”。书中还披露，慈禧的“尊号”与她的实际收入直接有关，她在位47年，尊号每加二字，国库每年增拨她二十万两白银，到70岁时，“年金”已达一百六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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