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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失聪”,后果很严重

公元618年,隋炀帝杨广把自己封闭在江都行宫里已经两年了。这两年里,他除了与宠姬、近臣们传筹宴欢外,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听不到瓦岗寨的马蹄嗒嗒、大旗猎猎,听不到御林军密室里造反叛乱的低声密谋,只是神经质地照着镜子说:“这么好的头颅,会是谁来砍呢?”
杨广并不是没有听到一点儿风声,只是他顽固地将耳朵塞上—也不是全部塞上—凡是告诉他天下太平消息的,一律重赏;而告诉他战事濒危、大厦将倾消息的,没等来人将话说完,就被拖出去砍了头。
其实,最早可以用雄才大略来评价杨广。他20岁时,以大隋朝行军大元帅的名义亲率50万大军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长江天堑,完成了隋朝的统一大业;他还亲自出巡陇右作战,大败吐谷浑军队,并把吐谷浑国国王追赶到今天的河西走廊一带,成为历史上到达西北最远地区的中国皇帝;他修建大运河,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首创科举制度等等,可谓居功甚伟。
但是,杨广最大的毛病就是听不得别人说他不是。616年,建节尉任宗劝谏杨广不要再度巡游江都,杨广当着众臣将其杖杀于朝堂;不久,又有奉信郎崔民象再次上表反对,杨广就让人把他的两腮和嘴巴削掉,然后斩杀于殿堂之外。
逆耳忠言被彻底封杀、屏蔽之后,杨广失聪了,他听到的自然都是甜言蜜语、盛世颂歌。所以两年之后,他的耳朵和他那颗“好头”就被一直在他耳边歌功颂德的宠臣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取走了—他被逼自杀,再也听不到那些让他讨厌的“进谏”了。
其实失聪有两种:一种是像隋炀帝一样选择性失聪,不喜欢听逆耳忠言;另一种则是欲听忠言、真言而不得,被忽悠得失聪。
唐代大宦官仇士良伺候过唐敬宗、文宗、武宗三个皇帝,却总是在宫廷的血雨腥风中立于不败之地。临退休时,同行们问询他的固宠之术,仇士良说:“无他,须诱使皇帝纵欢极乐;娱其耳目,使其无暇读书和接见朝臣,可也。”
仇士良给皇帝耳朵塞驴毛的本领,到宋代被发扬光大。1016年夏,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严重蝗灾,饿殍遍地,民不聊生。但官员却报喜不报忧,送到开封的奏折中,有的说蝗虫改变了口味,只喝水,从来不吃庄稼;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时,忽然遭遇神奇的力量“身首断而殒”或“自溃其腹”;更有人说蝗虫们害怕皇帝神威,“群飞投太湖”自杀。只是蝗虫不解大臣意。不久,宋真宗在金銮殿里与大臣们商议国是,忽见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有的甚至飞进了大殿,才明白自己被那帮马屁精给忽悠了,赶紧灭蝗赈灾,并对谎报的官员问责。
对于普通人而言,不管是真失聪还是选择性失聪,问题都不大,最多就像俗语说的那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摔几次跤、碰几次壁,可能就会聪明起来,就会自觉地“听人劝,吃饱饭”。但对于“大人物”来说,“选择性失聪”和“被忽悠失聪”都是可怕的事。
一个单位风气正否,一个国家存亡与否,都与“大人物”的耳朵密切相关。一些人久居高位之后,就会认为自己无比伟大、无比正确、无比英明,所有的劝谏与忠告不是被视为耳边风,就是被视为大逆不道、拂逆圣意,如隋炀帝;更有那些马屁精为了保住位子,而采用各种手段,一味地歌功颂德,甚至歪曲事实、粉饰太平,从而达到封闭上面耳朵、堵塞下面言路之目的。
比如,信访制度本来是给民间声音一个下情上达的通道,但一些地方政府不但发明了“学习班”、精神病鉴定等手段重重屏蔽,而且每当重大会议或节日,都会动员各种力量,甚至动用武力对上访者或围追堵截,隔离肉体,阻断声源;或诱之以利,让上访者自喑其声、三缄其口。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屏蔽基层的声音,隔离民众的呼声,不让真实的声音“上达天听”。
耳朵一失聪,后果很严重。隋炀帝已经给我们做了最好的反面教材。现在的资讯很发达,制度设计得也比较科学,“选择性失聪”尽管要防范,但各类大人物更应该警惕的是“被忽悠失聪”,特别是要警惕那些只报喜不报忧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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