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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局与政局
陆征祥
民国肇始，袁大总统推举陆征祥当总理，陆总理依照权限组阁，提出了六名部长拟任人选，但没想到表决通过组阁人选时，这六位部长候选人全部落选，为什么呢？这要从陆征祥的演说说起。
《辛亥革命史稿》云：“陆在参议院说明这份阁员名单时，说了许多鄙俗不堪的话，这就使许多参议员提出陆不配做总理的问题。”《民国人物志》亦云：“（陆氏）开口便讲‘补充内阁名单’就好比‘开菜单做生日’，致使全场哗然……将他提出的人选，一一否决。”
陆征祥是参议院推选出来的，有留洋经历。人们认为近代中国落后，缘由是没人懂洋务，没人会洋务，而陆征祥刚好懂洋务，所以以74票赞成10票反对而当选为总理，是得到了议员信任的。可为什么他提出组阁，却没人响应呢？他到底说了什么西洋语和猥琐话？
其实，并没有什么西洋语和猥琐话，挑动各位议员敏感神经的话倒是有一点：“征祥今日第一次到贵院与诸君子见面，亦第一次与诸君子办事，征祥非常荣幸。”这一番客套话场面话过去，他又略略说了他的国外经历：“回来之时与各界人士往来颇少，而各界人目征祥为奇怪之人物，而征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此次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来办极大之事体，征祥清夜思之，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日……”
就是这几句话，议员听了极不舒服，引发哗然，从而以“言辞猥琐”，“出言无状”，“无政见提出”，“无一语及于政务”为由将陆征祥内阁踢出政局。
后来的学者探讨这一组阁风潮时，总是说议员早就不满袁世凯，说其中有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等等党争……其实，陆征祥功亏一篑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吃花酒”那一句。当年《大公报》“闲评”道：“陆氏此番演说‘谈言微中’，其‘不吃花酒，不打牌，不送礼三句，已隐揭参议院病根，激起参议院之恼恨……’”黄远庸则曰：“其所述不赌不博，不做生日，实系微讽今日人心风俗之病，足为救国之方药，较之寻常敷衍时务策论语者有金屎之别。”
议员大会，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与盛事，而官员选举，是“最大的政治”，民国陆征祥这一组阁，闹成大事故与大笑话，是源于“不吃花酒”这几句话。这样立论，是不是太浅薄了？
读了元代王恽的《吕嗣庆神道铭》，这一疑问便会豁然而解。原来在元朝，饭局即政局，官员们的酒会宴会与国事天下事是等同的，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请客；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吃喝。王恽说：“国朝大事，曰征伐，曰狩，曰宴飨，三者而已。虽矢庙谟，定国论，亦在于尊俎餍饫之际。”我们常常对公款吃喝不理解，现在可以理解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酒杯子里面定政局，吃吃喝喝是与打打杀杀同等重要的国家大事。
宋江拉起队伍上梁山，为的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扛起枪杆子，为了酒杯子，没了酒杯子，他当然就得拿起枪杆子了。
对陆征祥组阁风波，以吃花酒之有无来解释，也不算无厘头。陆征祥内阁完成以后，如果要跋扈万状也不是不可，但在没组成之前必须得谦恭一时。陆征祥一来，就说自己“不愿吃花酒，不愿意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什么意思？是说假如上台了就要禁吃花酒，就要严禁恭维官场，就要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者开刀吗？
在我们看来，陆征祥这一演说，很务实，很切实。但吊诡的是，议员们将假大空的这主义那主义视为“金”，却将这些整顿干部作风的大实话视为“屎”了。
我们视为金，议员视为屎，我们视为屎，议员视为金，何哉？所处者不同也。站在我们的立场，天下财富不在官，而在民，干部也罢，议员也罢，少吃点花酒，我们就可以多喝点水酒；站在干部与议员的立场，民众多吃了水酒，他们就没了花酒，他们会同意吗？问题是，不是人员决定阁员，而是议员决定阁员；不是人民决定阁员，而是选民决定阁员。人员有没有吃，人民有没有吃，是后一步的事情，议员与选民先得有吃，选民是民，但这民与一般民不同，他可以决定阁员去留上下。陆征祥演说的隐含意思是要整顿吃花酒，好像是要叫议员们吃不成花酒。你想来端掉议员的杯子，那先掀掉你的台子，你搅了咱的饭局，那我们先搅了你的政局。
辛亥革命后，穷吃滥喝的封建老朽已吃不了花酒了，那轮到谁来吃了呢？北京街头，呢冠革履，宝马香车，山吃海喝的，是什么人？《大公报》说：“今之军界政界，能以朴素紫风者固不乏人，而穷奢极欲，呈一时之快者，实居多数……选色征歌，罔惜十万缠头之费，当筵买醉，不顾半年穷户之粮，固触目皆是。”皆是新人物，大都是进了参议院的，他们爱吃花酒，也有资格吃花酒，现在，你要禁革，那就得先革了你。
为政者都爱喊口号，民以食为天，喊多了，我们也就信以为真。但真是民以食为天吗？错了，官以食为天，或者说以官食为天。为政者内心是对官好一些，还是对民好一些？许多人常常在这方面犯糊涂，总是喊喊叫叫，说分蛋糕首先要分给群众，要向基层倾斜，理由是“民贵君轻”，干部只是仆人。比如说有人对三公消费上万亿，很不解，大声嚷嚷，叫干部省出这一部分钱来解决百姓吃、穿、住、行及教育、医疗等。其实这些人不理解，老百姓要吃饭，革命干部也要吃饭，首先保证谁，人家心里门清得很。
有人以为，封建帝国的主要精力花在防止民变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帝国主要精力是在防止官变上，最怕的是官员造反，孙悟空大闹天宫，有人解释是无产阶级革命，但孙悟空是无产阶级吗？他从当弼马温开始，一直升到齐天大圣，身份都是帝国体制里的干部。帝国防官变和民变，都是两招：一是给胡萝卜，一是挥大棍子。所不同者，侧重点各有不同也：防官变，一成挥大棍子，九成给胡萝卜；防民变则一成给胡萝卜，九成挥大棍子。事实上，官员的造反能耐比草民大多了，他们拥有的智力、信息、武器装备等各种资源，远非仅有锄头、梭镖及一身骨头的草民可以比拟，而历代造反的，官变很少，什么原因？很简单，皇上给他们的是九成胡萝卜，他们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同样，这也可解释民变多之缘故，草民有一份胡萝卜本来比较满足了，但搞到后来一份也弄不到了。
食为天，谁食为天？“我乃齐天大圣，就请我老孙做个席尊，有何不可？”孙悟空当了官，饭局首先必须保证有他，要保障有稳定的政局，先得保证官员有稳定的饭局。至少，进了体制内的孙悟空是这么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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