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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王东巡：玄宗和肃宗争霸
唐玄宗李隆基当初也是通过宫廷政变，以一个普通皇子身份登上皇帝宝座的，所以他深谙宫廷斗争的底蕴。为了消除对其地位的各种潜在威胁，他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尤为警惕皇子发展自己的势力。唐玄宗防止皇子扩充势力的关键措施，就是根绝皇子同外界的各种联系。
开元十四年（726年），玄宗下令在皇宫东北角专门为诸王建立一座王宅，史称“十王宅”。这样，当皇子在宫内长大，得到封号后，不是像从前的皇子出宫自立门户，而是住在十王宅中，日用所需等由朝廷统一供应。玄宗这一措施，能够有效地管理监督皇子们的行动，这是诸王地位衰落的一个标志。之后，因为皇子皇孙太多，十王宅不够住了，又在十王宅附近建了百孙院。
唐玄宗如此对待自己的子孙们，不仅仅是担心他们干涉朝政，关键还是怕这些子孙会夺了他的皇位。这一招确实彻底防止了有实力、有野心的亲王的造反，然而，有一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安史之乱爆发，多年苦心孤诣经营起来的一套政治格局完全被肢解，十王宅和百孙院中的大部分皇子、皇孙们都没有来得及逃走，就被攻入长安的叛军屠杀一尽。恩遇最深的统兵大将安禄山率先起兵造反，使唐玄宗对其他将领也疑忌重重。至德元载七月十五日的《幸普安郡制》，标志着玄宗以皇子代替边镇将领典兵这一重大政策的转变。
“太子李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等都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
太子李亨虽然肩负独撑北方战局的重大责任，但唐玄宗对其究竟能有多大作为实在没抱多大希望，而李亨自马嵬离唐玄宗而去后的一段时间内也确实是栖栖惶惶，无栖身之所。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寄兴复的希望于南方了。李璘正是背负这一使命赴任的。因同时受任的其他诸王皆未出府，故李璘此行关系尤其重大。他所领诸镇，其开发程度虽不及江淮一带，但也并非无关紧要。早在安史之乱初，这一地区即为唐廷提供了大量兵源。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李亨得到了朔方军的全力支持，并于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即帝位。直到八月十二日，灵武派来的使者赶过来，唐玄宗才知道皇太子已经即位。肃宗有强大的朔方军为后盾，北方又是政治中心所在，而唐玄宗毕竟偏据蜀中一隅，至此也只有表面上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但唐玄宗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不安于肃宗为他安排的太上皇地位，与肃宗达成父子协议：“朕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也就是说唐玄宗保留了发诰的权力，仍可号令天下，而且在军国大事的处理上也明显留了一手。
在肃宗掌握了朔方军的情况下，唐玄宗唯有也控制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武装，方可与之抗衡，并进而重掌最高统治权。这时候李璘在南方的活动又有了特殊意义，他已持有玄宗的两道明令，又得到玄宗纵容，于是更有恃无恐地放手扩展力量。
李璘兵败之后，史书给他扣上了逐条罪状：“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巨亿。以薛、李台卿、蔡垧为谋主。”（《旧唐书•李璘传》）
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些罪状不过是玄宗所颁布旨意的具体化而已。李璘在南方发展势力，令肃宗大为不安。肃宗当然不愿听任玄宗在南方培植起一支足以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武装，而李璘原本听命于玄宗，自然不必从命于肃宗。在放手听任李璘发展势力的同时，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对策。他先后数次派亲信重臣到肃宗身边，以图加强对肃宗的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璘起兵的同时，玄宗并没有安分守己做他的太上皇，在蜀中的政治活动大为活跃，呈呼应之势。
这时候，唐玄宗虽称太上皇，实际上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不过是由最初的独舞换做了双人舞。他仍以诰的形式发号施令，不仅像在朝皇帝那样命相遣将，甚至还保留着一个自外于肃宗朝廷的小朝廷。由此出现了国有二主的局面，南方玄宗朝廷和北方肃宗朝廷两个政治中心一时并存。
黄河流域战乱不已，胜负难卜，唯有以长江流域尤其是富庶并且未受战乱波及的江淮地区作为凭仗，方可保证稳操胜券。因此这一地区不仅安禄山志在必得，也是玄宗和肃宗争相控制的重点。
玄宗主要依靠李璘的军事力量以求如愿，而李璘大张旗鼓的进军也正是由于有恃方才无恐。这时候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觉得此事非同一般，就写信责问李璘为何要擅自发兵东下，他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李璘大怒，说：“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就是说，唐玄宗才是真正的天子。在李璘一路过关斩将的同时，肃宗也未消极坐视事态的发展，而是采用向江淮地区安插亲信、策动和利用地方势力的办法来对抗李璘。
在李璘到达江淮地区时，肃宗已完成了关键性的人事安排，这一地区的地方实力人物，也已做好了联合对付的准备。此时，肃宗事先专门任命的防范永王李璘的高适、来瑱与韦陟三人在安陆（今湖北安陆）会合，结盟誓军讨伐永王李璘。这是代表肃宗利益的地方势力向代表玄宗的李璘发出的正式挑战。
盟军为了壮大声势，便制作了许多旗帜，插在长江沿岸。李璘登上城楼，看到旗帜遍布江边，唐官军声势浩大，心中开始恐惧。永王李璘的部将季广琛率部逃往广陵，浑惟明逃往江宁，冯季康逃往白沙（今江苏仪征）。至此，李璘身边无兵无将，已经是穷途末路，无计可施。长江北岸的唐官军又故意多点火把，火光照在水中，李璘仓皇中不辨真伪，误以为官军已经过江，连夜带着家属逃跑。一直到天亮的时候，才发现根本没有人过江，这才重新入城收兵，乘船而逃。
玄宗得知李璘兵败，迫不得已下诰废李璘为庶人。这场军事对抗实际上是玄宗和肃宗间的最后摊牌，李璘的失败，使玄宗在同肃宗的斗争中失去了最有分量的筹码，至此，胜负已成定局，因此不难理解，何以李璘死后“上皇伤悼久之”。
永王事件之后，肃宗大松一口气，但他也并未对玄宗掉以轻心。玄宗在蜀，犹如他人酣睡于卧榻之侧，故玄宗仍是他的腹心之患。唐肃宗不顾河东战场上节节取胜的形势，调回了郭子仪统率的朔方军主力。肃宗不可能全然不知其中利弊，他必欲先取长安的用心其实不难窥透。唐肃宗的真意就是不能坐视蜀中仍存在着一个小朝廷，想尽快把唐玄宗弄回到身边养起来。
在付出沉重代价收复长安后，肃宗主动表态：“自请归东宫以遂子道。”而玄宗的回答是：“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
这句话让唐肃宗焦虑不已。肃宗请归东宫的表示，稍了解宫廷斗争之酷烈者就会知道这绝不会是他的本意，其真实意图无非是要把玄宗请至长安，置于严密控制之下。故玄宗表示要以剑南自奉后，肃宗当然忧心如焚，当玄宗自信能安做天子父地回到长安后，就完全落入了肃宗的股掌之中，继东王败亡之后，玄宗在这场争霸中也彻底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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