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船”从启程到返航：一代知识分子流亡史

 

 

一

 

　　十月革命后，为确保新生政权的稳定，由列宁亲自发起，政治局集体决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具体执行，将一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1922年秋季，一行百人的文学家、哲学家、农艺师、医生、教授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先后离开苏维埃俄国。这一驱逐行动，后来被俄罗斯史家称为“哲学船事件”。

 

　　七十年间，事件的真相一直锁在国家档案馆里，待苏联解体之际开始启封。1990年，多个有影响的报刊发表了相关的文章。2002年，值“哲学船”事件80周年，又有一批档案资料公开，专著《哲学船：1922年》也于此时面世。2003年，俄罗斯联邦档案馆专门举办了一次展览，展出事件中列宁的信函，及相关部门的会议记录和决议等。2005年，《以驱逐代替枪决——驱逐知识分子（1921年—1923年肃反委与国家政保局文件）》出版，其中有关事件的档案多达400件，且做了分类整理。至此，哲学船事件大白于天下。

 

　　伍宇星女士于2002年到莫斯科访学，是最早接触关于哲学船事件的档案史料的中国青年学者。归国后，即着手编译，成书的名字就叫《哲学船事件》。

 

　　这是一个大事件。然而，直到今天，在我们公开的出版物里，没有任何一篇记叙此次事件的文章，唯见零星的几个单词。在世界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大规模流放国内的知识精英了。事实证明，这批人物到了国外之后，对世界的科学技术及人文思想诸多方面均作出堪称一流的贡献。从前读过四卷本《列宁选集》，对于知识分子，记得其中就有不少钉子般锐利、强硬、具有杀伤力的语言，但是仍然想不到，对他们强行驱逐的事情会出自列宁的指令，而且实行起来以后，出手会那么凶狠，事关几百人及其家庭的命运，处置起来竟也那么草率。

 

　　1922年5月19日，列宁致信苏维埃秘密警察首脑捷尔任斯基，首次提出“把那些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信中责成政治局委员审阅部分书报刊，同时检查执行情况并征求意见。不久，他因旧病发作到莫斯科郊外疗养，期间又发函敦促，点名驱逐，强烈要求在社会革命党人审判结束前完成这一行动，明确提出“长期净化俄罗斯”的方针；8月，索要驱逐候选人名单并要求汇报抓捕、审讯及驱逐事项的进展；9月，还要求报告是哪些人，处于何种原因取消了驱逐……在哲学船事件中，列宁不但是策划者，而且全程关注、监督驱逐行动的进行。

 

　　从书中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吸引列宁注意力的有两个目标：一是曾经同布尔什维克一起为推翻沙皇政权及临时政府联合战斗过的左翼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人，也即新的政敌；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校，私人出版社、剧院、民间组织，还有各部门代表大会及教会，等等。他十分重视舆论工具，如两次信中都提及《经济学家》、《思想》等杂志，并直接指示对所有编辑作者加以“坚决根除”和“迅速清理”；又如要求拘捕、关押、驱逐“赈济饥民委员会”负责人，指示极其具体，说，“尽可能放到不通铁路的县城里，一县一人，进行监督”，而且指示，“明天用五行文字发表一个简短而又干巴的‘政治公告’：因不愿工作而被解散。我们要给各报社下个指示：明天就开始对‘库基什分子’进行百般嘲讽。”显然他要通过操控传媒，加强政治宣传效果。从事地下工作起家的革命党人特别着重组织工作的严密性。作为后续的驱逐行动，列宁就不是通过法律形式，而是通过组织，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行动处结合政府工作强制完成的。

 

　　在集权国家里，一切政治行动都是高效率的。在列宁致信捷尔任斯基之前，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处直接负责知识分子事务的第四科已经开始系统搜集“有害的”、“反苏的”知识分子的材料并做了汇报了。1922年6月3日，大约在列宁信函发出之后半个月左右，捷尔任斯基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知识分子中的反苏团体”的报告。几天后，政治局通过关于这一报告的决议，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拟定及审核驱逐出境或流放内地的敌对知识分子名单。名单几经修改补充，由政治局确认后，即从8月中旬开始，在彼得格勒及乌克兰地区分头进行搜捕，接着审讯、判决，宣布“罪行”。前前后后，总共费去一个月时间，可谓迅捷之至。

 

　　《哲学船事件》全书有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档案文件，除去列宁的信件及国家政治保卫局上呈政治局的报告外，还选择了十个受审人的个人档案，取名“鉴定与自白”。每份档案依次为鉴定、审讯记录、实情供述、判决等项，从中可以看到，一切有如编剧，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提问集中在对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看法，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的任务的看法，对教授罢课的看法，对路标转换派、萨文科夫分子和审判社会革命党右翼的看法，对苏维埃政权的学校政策及学校改革的看法，对境外俄国侨民的前景的看法等。但无论受审人如何回答，结果都是一样的，即：“触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刑法条例第57条”，予以驱逐出境。由于审判只是徒具形式，所以判决书大抵也是一样的。

 

　　书中另一部分是流放者的回忆录，通过他们的忆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整个政治环境是何等的险恶。索罗金在《漫长的旅途：自传》中有“殉难者名录”及“新的屠杀”两节，集中记叙了知识分子的死亡：各种各样的自杀、疾病、羸弱，以及十种埃及死刑。“今天看到还活着的朋友，明天可能就是死人了。”索罗金写道，“对新社会的建设者来说，人们成群地像苍蝇一样自然死去还不够，红色恐怖机器在不停息地运转。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全国的尸山每天每夜都在增高。”他还写到，“每天逮捕如此多的人，修道院和学校都被改成监狱了。早上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傍晚是否还是自由的。离开家时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他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重视统计数字，他写道：苏维埃俄罗斯四十七个省人口缩减了一千一百万。

 

　　作家奥索尔金说，“任何流放都胜于坐监”；对他来说：“流放的消息简直就是解放和喜事”。因为在拯救饥民委员会担任宣传册子《援助》的编辑，他曾经蹲过两个半月的监狱，后来由于国际社会的声援才逃脱死刑。他回忆说：“监狱是可怕的，没有任何机会跟其他牢房和外界交流，而在沙俄的监狱里这种机会一直都有。”别尔嘉耶夫也说到类似的情况：“比起旧制度的监狱来说，契卡的监狱制度要难受得多，革命监狱的纪律更加严酷。我们处于绝对隔离状态，这在以前的监狱是没有的。”

 

　　在别尔嘉耶夫说的“契卡横行的国家”里，生活就是恐怖，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