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里的青少年如何被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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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是旨在完全控制其内一切的一个新的国家。要求大众对国家始终完全忠诚，没有人能游离于政权永无止境的要求之外。

德国的大部分人很快地妥协了：1933年３月的好天气和持续不断的庆祝让很多人加入了纳粹党，他们被长期徒刑犯嘲弄地称作“三月紫罗兰”。哈夫纳从一个越来越不满的视角分析了这个“百万倍的神经衰弱”背后的原因：“最简单的，如果你看得深一点的话，几乎永远最基本的原因都是恐惧。加入暴徒的行列以免被暴打。不太清楚的是一种愉悦，统一带来的陶醉，大众的吸引力。”最后，是希望“成为看得见的成功的一部分”。

丹尼尔·格林1933年4月返回德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最深切的担忧变成了现实。他住进了一个“满是伊森无产阶级者的儿子女儿”的青年旅馆，受到了“傲慢轻蔑的对待”。取代旧的自由歌曲的是歌颂“行进中的冲锋队员”的军国主义赞歌。他遇到了一些候鸟运动的坚持者，他们告诉他纳粹将“毫不留情地穷追直至抓获音乐家和乞丐”。就像他后来所写的那样，这是一个梦想的终结；“很快，夜莺就不会在笼子里歌唱了：在现在的德国，能听到的只有皮靴的声音。”

这个预言太准确了。青年人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占有特殊的地位。希特勒认识到很多生于长于魏玛共和国期间的人不会向纳粹革命妥协他们“内心的存在”，于是不遗余力地向下一代灌输思想，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还没有形成。正如他在1933年所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站到你那一边的，我平静地说，你的孩子已经属于我们了。你会死去的，但你的后代现在站在一个新的阵营里。不久之后他们除了这个新组织之外什么也不会知道。”

正如纳粹的冲锋队员们强制性地关闭所有政治上的反对渠道一样，希特勒青年团也开始着手对付以前活跃而多样的德国青年运动。刚开始，很多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们认为有可能和新政权达成妥协。1933年2月27号，各政治领域青年组织的200名代表纳粹、共产党人、童子军、还有社会主义青年聚集在柏林的斯特丁内车站（Stettiner Station），试图找到一条可行的方法。但是，这一想法很快被当晚国会大厦纵火案（Reichstag fi re）引发的镇压扼杀在摇篮里。

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巴尔杜·冯·席腊赫的直接目的在于吸引尽可能多的青少年进入这样一个垄断的系统。很多非政治的青年组织试图通过组建一个新的名叫“伟大德国联盟”（Greater German League）的联合组织来抵挡这一动向，但这个组织也在6月瓦解了。只有宗教性质的联盟维持了下去：新教组织于1933年12月合并进希特勒青年团，而由于和教皇碧岳十一世（Pope Pius XI）之间的契约，天主教的青年团体虽然处于高压下，还是维持到了1939年。

尽管冯·席腊赫外表阴柔，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1933年6月，他从希特勒青年团的青年领导人晋升为德国青年的领导人。这一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希特勒青年团变成了德国青少年唯一可以加入的组织，而任何反对这个官方青年组织的行为就是反对国家的行为。同时，要从事例如教师律师之类的职业就必须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而所有的工作也是青年团成员优先。在这样一个普遍失业的国家里，经济需要和政治意识一样强而有力。

加入希特里青年团有很多理由：如果不是简单的想要加入的话，那么原因可能是同龄人和国家的胁迫、经济压力以及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信仰。确实有很多德国青年人加入他们的大部队里：其成员数从1933年初的10.8万人增加到年底的360万。巴尔杜·冯·席腊赫立刻为这个扩展了的组织设计了一种新的结构，男女都是按年龄来编制的：10岁以下的男孩是儿童团团员（Pimpfs），10到14岁的组成少年团（Jungvolk），14到18岁的就是希特勒青年（Hitlerjugend）。而10到14岁的女孩组成少女团（Jungmadel），14到18岁的则编制进德意志少女联合会（Bund Deutscher Madel）。

希特勒青年团的管理系统是一个类似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坐镇顶端的就是冯·席腊赫。他下辖5个大区，再下面是21个分区，每个分区又可以分为6级。最底层的是小组，每组15人，直接对他们的组长负责，组长又对上一级的长官负责。这一系统是更广的纳粹党等级制度的复制品：年轻人从很小的时候就被训练来适应的一个清晰而严酷的秩序。他们长大以后，这种等级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反抗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难以想象的。

希特勒和冯·席腊赫都希望建立一个对德国年轻人进行一辈子控制的系统。希特勒把这个国家对分级的狂热以及纳粹对极权主义的追逐嫁接到原贝登堡型童军崇拜的军国主义上。每个新成员都要以上帝之名起誓忠于组织，这样就使得背叛的罪过更加严重。入社仪式过后，新成员要经历2到6个月的试验期，最后要通过一项综合了体育、近距离搏斗、以及党史的考试。

一旦正式加入，希特勒青年就会收到发放的军服，体现了当局对其青年所要求的同一化。基本的男性装束和纳粹冲锋队员的军服很相像：褐色的衬衫、十字的臂章、黑色的短裤、还有军用防水帽。女孩子则穿沉重的行军鞋、白色上衣、蓝色裙子，戴装饰有刻着徽章标志的环状物的棉制围脖。唯一允许的不同在于代表身份的徽章以及根据其所在小组上属的武装力量的不同而变化的权标。

每天数小时的运动、身体锻炼、以及军事训练就是希特勒青年的生活重心。俄里卡·曼恩（Erika Mann）在其作品《野蛮人的学校》（School for Barbarians）里引用了1933年一本小手册上所记的希特勒青年的课程表，包括像“投掷炸弹”之类的“和平运动”。丹尼尔·格林警告说“一代人正在公然地进行自我准备。不用强制性地服兵役，他们觉得通过在路上行军、背负行装、假装前进进行遭遇战、在练习场上匍匐、敲打旧锅子来通知城市居民空袭来了等等方式来扮演士兵是很有趣的。”

军事的教化开始得很早。正如一个学员记得的那样，“我们在德语课上大部分的阅读材料是关于世界战争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们出于自身的考虑还是把它们都看下来了。”他记得这些书大部分是关于“前线的同志情”和行动中英雄式的死亡，但是也有变化：“青年运动英雄；两个世界间敏感的流浪者；兽性的布尔什维主义部落的无情斗士；或者人类的蔑视者；技术装备精良的武士；《钢铁风暴》（Storms of Steel）里贵族掠夺式的20世纪英雄。”

纳粹在那些要求机械学习和盲目服从的课程里加入了一轮常规的运动项目。这背后的基本理论在希特勒1927年的宣言《我的奋斗》（Mein Kampf）里说得很清楚：“民意国家要调整其教育项目，不仅仅要重视知识的教化，首要的是彻底增强国民体质。与此相比智力水平的发展是第二位的。但是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必须优先发展刚强的意志和决心，另外要时刻准备着承担责任。”

这一理想最完美的体现是在雷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所拍的描写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电影《奥林匹克：美丽的节日》（Olympiad： Fest der Sch·nheit）里。在一幕幕令人吃惊的场景里，一排又一排完全一样的金发年轻人穿着灵活的运动装，耀眼地站在阳光下，成百地展示他们同样夺目结实的身体。对德国年轻人的体质教育开始于他们10岁的时候，那时候有潜力的“少年”会经历一个为期6个月的试用期，在这期间要通过诸如12秒内跑完60米以及36小时徒步行军等困难的体能测试。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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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乔恩·萨维奇来源：凤凰网发布时间：2010年08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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