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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是个什么样的党：以夺取政权为目的，非工农代表
苏共成立于1898年，当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的目的在列宁看来首先就是夺取政权。20世纪初，列宁明确地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6页。）由于在建党目的、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上的分歧，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形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它将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完全集中到夺取政权上来，终于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苏共随之成为国家的执政党。 1918年，苏共又凭借掌握的国家政权，以暴力取缔了除苏共以外的一切政党，成为全国唯一的政党。苏共以暴力实现一党专政的措施和现实，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成为日后党权即政权、党即国家的观念氛围和客观环境。自此，苏共始终以国家和宪法的缔造者自居，凌驾于国家和宪法之上。
1924年1月，列宁在久病之后逝世。如果说列宁在当政时期尚没有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作为国家执政党以后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的话，那么，斯大林当政近30年，已有足够的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提出“随我们的进展，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的理论（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149—150页），使阶级斗争常态化，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和“大清洗” 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禁止思想自由和自由地思想。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继之。赫鲁晓夫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开始，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关于党的问题，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全体人民的党”等概念的思想（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赫鲁晓夫的改革，使“以野蛮的手段消灭俄国的野蛮”这种俄国文明发展进程的传统出现转折，开创以文明手段推进俄国文明的先肇。关于党的改革的思想和观念，尽管还不明确、不科学，但它表明赫鲁晓夫希望改革苏共，因为这个党作为国家执政党已有45年了，而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却丝毫不改夺取政权时期的那种状况。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之后，虽然表示要贯彻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集体制定的总路线”，实际上停止了赫鲁晓夫已经开始的改革，全面回归到斯大林时期去。刚刚开始提出、尚未有实际行动的关于变革党的问题，也被闷死了。
纵观苏共93年的历史，从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变为苏联国家执政党；在这93年里，世界和苏联社会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苏共却抱着最初的东西，拒绝变革。
苏共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
早期的苏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者。但是随着它成为执政党以后，就逐渐变了。
斯大林时期，苏共无视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工人的工资和级别是国家规定的，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时期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工人的居住条件更差，多数是一家老少蜷缩在一间斗室里。斯大林把各级苏维埃变成橡皮图章，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嘲弄。工人挨不到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边，和口头、文字上铺天盖地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宣传，形成黑白分明的对照。
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情况更惨。农业集体化是对全体农民的剥夺，稍有不满的行动，即被作为“富农”，没收财产，或被流放，或被关进集中营。随之，农民被迫接受“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用斯大林的书面语言来说，是“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农民被死死地钉在集体农庄里，实际上是把全体农民变成苏共领导层的准国家农奴。苏共内部以布哈林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和政策措施提出不同意见，斯大林即恨之入骨，被作为“党内右倾复辟资本主义”集团横遭批判，直至被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惨遭杀害。
即使是受斯大林看重的社会名人，也只许颂扬集体化，不许讲真话。1931—1933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深入苏联传统产粮区顿河地区农村去体验生活。肖洛霍夫看到集体农庄的收获几乎被国家征光了；征粮队像对待囚犯那样对待农庄庄员；农村到处出现挨饿现象，不少地方大批饿死人；生产管理糟糕得难以想象。肖洛霍夫把这些触目惊心的情况，多次写信向斯大林汇报，希望能得到纠正。1933年4月16日，肖洛霍夫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仅仅在韦申斯卡亚区（北高加索）有2000户农户因没有完成交粮指标，就被开除出集体农庄，随后被没收财产，连种蔬菜的地也被没收，这些家庭只好等着饿死。征粮队挨家搜查粮食，“法院把从其宅旁地搜出粮食的人判了10年徒刑。仅韦申斯卡亚区因粮食问题被判刑的就有1700人左右。他们的家人随即被迁往北方。”（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2页。）肖洛霍夫请求斯大林向韦申斯卡亚区和上顿河区提供救济粮，因为农民都在挨饿。
1933年5月6日，斯大林回复肖洛霍夫，训斥说：“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不是小说，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应当全面地看问题。您所在的区（也不光是您所在的区）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庄稼人搞了一场‘意大利式的罢工’（消极对抗！），他们才不在乎工人和红军是不是在挨饿，消极对抗是无声进行的，从表面上看是不伤人的（不流血），但是这一事实并不会使下列事实得到改变：令人尊敬的庄稼人实际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殊死的战争，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令人尊敬的庄稼人也并非真是不伤人的，时间越长会看得越清楚。”（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95 —696页。）斯大林就是这样看待、对待农民的！
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十分不幸。很多卓越的科学家被无辜剥夺自由，关在集中营里从事科学研究。遗传学和遗传学家的遭遇，是苏共对待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缩影。斯大林宣布遗传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禁止研究，解散研究机构，查封研究书刊。享有国际盛誉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受迫害死于狱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再次掀起讨伐遗传学和迫害遗传学家的新高潮，摧毁遗传学研究。
尤其令苏联全国和全世界震惊的是，斯大林在当政的近30年里，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了数不胜数、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据 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仅有案可查的就达2578575起莫须有“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786098人被处死。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被冤枉的人中，有2478406人，即占含冤人总数的65%以上是由非执法机关处理的，其中656548人，即占被处决人数的 838%，是被非执法机关枪决的。（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4—625页。）这些令人不忍卒睹的“案件”，还不包括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富农、民族迫迁运动中受镇压、被处决的无辜者；也不包括秘密集体屠杀已被解除武装、被羁押在战俘营中的21857名波兰官兵，并且这仅仅是到1988年为止所查明的数字，最终数字至今未明。
搞阶级斗争，几乎是斯大林的终生职业；整人几乎是苏共的日常重要工作之一。这样概括斯大林和苏共，也许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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