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腐败的怪现状及遏制对策

    三、违背法理的“从众腐败有理”论

    

任何矛盾、吊诡现象背后必有不矛盾、不吊诡的成因。那么，国人对待腐败的吊诡态度成因何在呢？生活中，确有少数腐败分子属于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伪君子。他们的两面派表现，属个人品质问题。但对多数国人来说，从“公民”到“刁民”、从愤世嫉俗到同流合污的转变，从反腐败到反“反腐败”的立场转变，却不能简单地个人归因，因为它几乎是普遍行为方式。国人绝非阳一套、阴一套的“两面人”；对国人而言，Ａ、Ｃ这两套都是“阳”的，没“阴”的，所以，不仅没有做“伪君子”的故意，而且，还都是“理直气壮”的。

 

我们的分析就从这“理”入手。

 

当国人持Ａ态度反腐时，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所持之“理”，有时便是法治之“理”。中国司机碰到对方违章时，大声斥责“你没学过交通法吗？”便属这种情况。这当然没错，公民有权维护法律秩序。若公民怕被打击报复，持Ｂ态度也无可厚非。实际上，只要国人都能采取Ｂ态度对各种“加塞”行为侧目以视，腐败现象也是难以泛滥的。但是，像一个刚对别人进行“法治教育”的司机，自己会立马违章且不觉羞一样，当国人持B态度参与腐败时，依然“理直”且“气壮”：别人加塞，我不加塞，这不明摆着吃亏吗？这年头，别人腐败，我不腐败，行吗？于是，送礼、行贿的“理直气壮”；受礼、受贿的同样“理直气壮”。据我多年观察，那些异常痛恨腐败一开口便“贪官当杀”的人，大半是因为他们办过事、行过贿，知道腐败官员多么地贪、内幕多么地黑。但这不妨碍他们以“这年头、都这样”为由，继续在黑幕下与腐败官员沆瀣一气为人“办事”。

 

那么，这种“从众腐败”的理由成立吗？根据法治之“理”，当然是不成立的；此“理”被普遍信奉，恰好表明当代国人，包括知识界的法治启蒙远未到位、甚至未“开启”。法治精神的要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责任完全对等；维护法律程序正义，是公民的权力与义务。因此，只追求“自由”的，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只强调权利的，肯定也不是合格公民。因为自由、权利都是利己的，谁都想拥有，甚至无须启蒙；但法治社会中，公民权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根据规范，公民间通过彼此交换获取；社会自由的一半是自律，人人“自由”的结果只能是“类”的自杀。譬如，“绿灯行”的自由权利，便要靠司机履行“红灯停”的自律义务；如果纷纷抢行，所有人的权利都将化为乌有。

 

因此，现代公民，要享用法定权利，就必须承担法定责任、维护法治正义——不仅自己不闯，还要阻止他人闯红灯。所谓法治威力，不能只靠执法力量，更要靠公民自觉守法、护法的责任担当，靠法治信仰和道德情感。如果说，以身护法、甚至为他人权利牺牲自己，是公民的最高义务的话，那么，绝不违法、不损害其他人权利，则是公民的最低责任。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为捍卫反对者言论自由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名言，便体现着这种法治信仰。公民如遇违法现象，惟一可做的是挺身护法，而绝不能自己去违法。别人加塞，不是自己加塞的理由；别人闯红灯，不是自己闯红灯的理由；哪怕再多人腐败，也不是自己腐败的理由。即便因此而吃亏，那也是为维护法律正义应承担的责任、做出的牺牲。

 

    当然，这要求对那些在权力寻租下生存的业主来说，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因为他们如不按“潜规则”孝敬“官爷”，企业将难存续。但即便是这样，从法理角度讲，“从众腐败”也无“理”可谈，企业生存并不是违法的理由。现代“法”的核心原则是：“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哪怕其违法行为再无奈。被迫行贿，也要治罪；从众腐败，法理不容。既然如此，这“从众腐败”之“理”从何而来呢？

    

    四、滋生中国式腐败的若干传统观念

    

当代中国，推翻封建王朝已过百年，传统礼制早已被多次革命所摧毁。但是，由于法治启蒙始终没完成，绵延数千年的礼制观念依然渗透在国人的血脉之中，形成了国人外“法”内“礼”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法治之“法”与礼制之“礼”，这是性质迥异的社会价值规范：前者是依存服务于平等契约社会的法治规范，与公民道德接轨；后者是依存服务于差等亲缘社会的礼纲规范，与儒家道德接轨。礼制规范中：上下身份讲“忠恕”，彼此权力责任不对等：君对臣有权无责、臣对君有责无权；左右身份讲“仁义”，彼此权益分享对等回报：弟兄互敬，来而不往非礼也。儒家道德，维护的就是礼制规范，先贤称之为“私德”。实际上，关于中西文化差异及国人有“私德”无“公德”等道理，梁启超等早已论述得非常透辟了。只是经当代“大师”不停地忽悠，加上彼此能指（“法”、“德”）相同，两者便被混为一体、雌雄莫辨了。这样，当代中国人、包括一些知识精英，自认为是现代公民了，脑后却盘着一条长长的传统“辫子”。只要从当代国人观念中，抓住这条“辫子”， 中国式腐败吊诡现象之成因便显露出来了。

 

１、“州官能放火，我就敢点灯”——国人的公平观念

 

国人“理直气壮”为从众腐败行为辩护之“理”，从根上讲，正是反对礼制不公的“造反有理”的“理”。封建礼制造成的贵贱、贵贱地位差别，本身就是不公的；否定这种差序制度当然有正义性。但是，此“正义”非法治正义，它不以“法”定是非，而是以“劫富济贫”为目标，因此，弱势者永远“有理”。问题是，由于缺少法治社会基础，“造反”的结果，只能是改变了造反者的地位而已，不公依然存在。换言之，国人否定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实不公，而非礼制本身；国人一直是在礼制内反礼制、用封建观念反封建。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造反了，目的也只是“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绝生不出华盛顿那样卸甲归田的念头。国人即便当不上皇帝，也要回家打老婆、训儿子、行特权；而反对恶婆婆的小媳妇一旦熬出头，立马会变成恶婆婆；一些在律师帮助下讨回债来的农民工，转眼会潜伏起来让律师变成讨债人……

 

与此同理，今天许多国人“打倒贪官”，也主要是痛恨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如贪官有多少豪宅、包养多少二奶等等，而并非一定是捍卫法治正义。正因缺少恪守法治正义的信念，所以，当腐败现象难消除时，每个人都认为社会对己不公、都能为自己的腐败找到“正义”理由：“州官能放火”，为什么我就不能“点灯”！于是，反对大官用大权腐败的小官，会心安理得地用小权腐败；反对对手腐败官员的平民，自己也会托人结识腐败官员……。可见，国人反别人的腐败是真反，搞自己的腐败也是真搞。这便出现反腐败官员一转身就巨贪、反腐败学者自己搞腐败的怪现状了。

 

２、“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国人的权力观念

 

礼制中，凡权力，都是“上”对“下”的绝对特权。有了权，就有了权辖范围内的一切，就可为所欲为、言出“法”随。尽管今日“公仆”之“公权”本质上非昔日“官爷”的“特权”，但由于官本位制度缺陷及法治信仰缺失，国人对“权”的观念并未改变，“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些古今“醒世名言”的流行便是证据。国人对“官”仍是既畏惧又欣羡、既憎恨又顺从，骨子里，还是极度崇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大官，全家荣耀、全乡光荣、全县共荣。只要当过一届市长，就是终身市长，退休变成老头，还是“老市长”。“市长是我同学（哥们、战友）”，这是酒席上最牛的宣言，会让全桌人肃然起敬。

 

一些人习惯用阶级分析法把腐败官员与平民百姓对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官”来自“民”，社会有什么“官念”、官场上就有什么官员,这是鲁迅早阐明的道理。一些人千方百计考官、买官、跑官，甚至以博士教授身份争官，看重的就是“权”背后的“势”、“威”、“名”、“利”。他们一旦当官，必将“公权”视同“私权”，拉帮结派、徇私舞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甚至连传达都换上自己的“关系”。这样的官，要是不贪，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许多官员大肆索贿，不仅为敛财，更为“考验”部下忠诚度并享受被“朝拜”的感觉。文强坦言：谁送钱，记不得了；但谁没送，却记得清清楚楚！

 

贪官必有淫威，所以，国人可痛骂八杆子够不到的巨贪，却绝不骂管着自己或自己有求的小贪。讨好而不得罪“现官”，是国人一贯处世原则。官员的孩子，从上幼儿园起，便会受到特别关照；一些官员秘书、亲戚甚至“山寨局长”都能打着官员旗号轻易谋利或行骗。为贿赂“权力”谋取私利，国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投其所好”：爱钱的送钱、贪色的送色、好文物的送文物，办法多的是。国人不信世上有“不吃腥的猫”、不爱财的官：咱们的“神”都能贿赂、“鬼”都能收买，何况这肉身官员了（这便出现中国老太向美国移民官当场送钱、当场被捕的“纽约故事”）。那些暴发户托人办事时，总会甩出一句：哥们，钱不是问题。这样，一面是相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官，一面是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刁民，再加上众多趋炎附势者铺路、搭桥，一桩桩非法交易便谈成了。当然，巨贪们也由此一路顺风地走上了“黄泉”路。分析一下典型案例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拍马者助力，那些高官的脑袋可能还在项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