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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熊十力:治学者当有孤往精神

熊十力的牛气似乎与生俱来。坊间传言,他自幼与众不同,小小年纪就曾口出“狂言”说,“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熊十力的夫人傅既光曾回忆说,她和熊十力婚后度蜜月时,熊十力利用蜜月读完了一部二十四史,她见熊十力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想考考他,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只讲头儿,让他讲出其事。结果,熊十力不但讲述其事,而且还能说出此事在第几卷。
熊十力幼时在家随兄读书,但就是这样一个从未接受过系统正规化教育的人,后来竟可以凭借自学和因缘际会独创一套自己的哲学体系,成为一代大师,其天赋之异禀和“上天以斯文属余”的狂者情愫,可以想见。
早年的熊十力,跟当时很多名人志士一样,最初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学术,而是革命。他14岁从军,后曾投身湖北新军第31标当兵,相继参加了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革命失败让熊十力备受打击,他眼看着“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心灰意冷。这直接促成了熊十力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专注于学术。
35岁才弃政从学的熊十力研习佛法,穷得叮当响。熊十力的弟子徐复观曾描述说:“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常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尽管一穷二白,但熊十力的狂狷却不减当年。1932年,经过十年的思考与积累,熊十力发表了他在学术上的扛鼎之作—《新唯识论》,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书的署名非常狂—“黄冈熊十力造”,在印度只有被称为菩萨的人才能用这种说法。此书一出,即刻引起了佛学界特别是同门师友的激烈攻击。其师阅后痛斥其“灭弃圣言”。熊十力自然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一直持续始终。1942年,其师病重,熊十力前去探望时,同门仍不肯让他进门。
与佛学界等人斥责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学术界人士却对熊十力的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但熊十力对学术界人士却并不客气,甚至声称“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同为一代著名学者的梁漱溟,因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争完之后,熊十力趁梁漱溟转身之际,跟上去就打了梁三拳,口头还骂他是个“笨蛋”。梁漱溟了解熊十力的个性,没有理会就走开了。
熊十力的学识,后来还引起了蒋介石的赏识。20世纪40年代,已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的徐复观受蒋介石的委托,前去看望熊十力,并给他带去了一张100万元的支票。没想到熊十力大声吼着对徐复观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蒋介石不死心,后来又两次赠巨款,资助他筹办研究所,熊十力都辞而不受。他说:“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
1949年以后,熊十力脾性依旧,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但熊十力的很多著作被当做“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痛批。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紧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常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支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良久呆坐。
后来,由于迭遭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抗议。他常常穿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病逝,享年84岁。一代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残酷地淹没在 “文化大革命”浊流之中。
对于自己一生的意兴豪放,熊十力曾自辩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这或许是熊十力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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