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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与秦桧的不同报应时候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凡中国人对于这句话都耳熟能详。然而,这样一句大白话却并非通俗易懂,“善恶有报”不难理解,“时候未到”就很抽象了,“时候”该什么时候才能到呢?
最早形象地演绎“时候未到”的是郑庄公。郑庄公在当胎儿时就不同凡响,造成他老母难产。按说这并非坏事,古时候著名君王出生时动静都很大,不是雷电大作,就是怪兽现身。郑庄公只不过在他娘肚子里闹了点小动静,他那不能识大体顾大局的老母就受不了了,此后一直与他为敌。
郑庄公的老母偏爱另一个儿子共叔段。庄公即位后,老母首先提出将制地作为共叔段的封邑,郑庄公没有同意,因为制地是军事要地。接着,老母又威逼庄公把京地封给共叔段。在当时的郑国,京的地位相当于如今的上海,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大臣们都提醒郑庄公使不得,然而郑庄公却出人意料地答应了。
共叔段在封地京为所欲为,而郑庄公却不断隐忍,不断原谅他。最终共叔段造反,郑庄公这才一举镇压之,演绎了一番“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其实,郑庄公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有效制约共叔段,那样的话,共叔段顶多只会是个一般的“富二代”,糟蹋点钱财而已。郑庄公放任共叔段“做大做强”,成为大恶人,不仅彻底毁了其一生,也给其封地上的百姓造成了痛苦。郑庄公等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往往需要等待一个师出有名的时机,然而在“时候未到”的时候,不知道多少无辜的小人物付出了不该他们承担的代价。
相比郑庄公,乾隆的名气大得多。纵然有“康乾盛世”,但乾隆时期仍出了个史上第一贪官—和珅。有了和珅衬托,乾隆无疑就是昏君了,不过民间不少高人善于替他老人家作“最终解释”,这一解释,乾隆的昏庸变成了“大智慧”。“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珅贪了相当于清朝15年的国库收入,这些钱最终还不是被嘉庆没收了?等于是和珅替朝廷征收了一笔巨额额外税收。乾隆的“时候未到”比起郑庄公效益好得多,高!实在是高!
然而,和珅当权25年间,造成了吏治腐败,社会风气败坏,老百姓承担了相当于15年国库收入的额外负担,这些才是“时候未到”的直接后果。
和珅好歹在有生之年遭到清算,诸如秦桧等许多极品奸臣一辈子都活得很滋润,“时候”似乎遗忘了他们。对此国人也有办法,那就是让他们遭受“来世报”,死后投胎当牛做马,当猪做狗。然而,秦桧来世有没有变成猪狗,我们怎么会知道呢?难道阎罗王为此召开过记者招待会?好在这不是个难题,我们国家有的是文人,于是故事出台了。
“清末有人捕获怪猪,奇臭无比,满身脓疮”,烹之,“在怪猪的头骨上,竟有一行字:秦桧之四十三世身。至今这个头骨在XX县民异地志博物馆还有实物收藏”。让死猪自己“说话”,而且煞有介事地掺入“时间”、“地点”等要素。“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被完美论证了。
有了“时候未到”,强势的正面人物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将小混混培养成大恶人,再去享受战胜强敌的快感。有了“时候未到”,弱势的小人物可以不必见义勇为,即使欺负到了自己头上,也可以逆来顺受。坏人嘛,自然有他的报应。今世不报,下辈子肯定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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