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自小接受儒教文化的熏陶,所以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长大后热衷于政治,追求功名。他们一旦走上仕途,特别是有机会成为皇帝的近臣时,往往就急不可待地要建功立业,兼济天下。
明初大才子解缙中进士后,常被朱元璋带在身边。有一次,朱元璋对他说:“我跟你论道义是君臣,论恩情像父子。你当言无不尽啊!”解缙听罢此言,立即写了万言书,呈送朱元璋,对朱元璋及朝政大加批评。朱皇帝不好发作,便装模作样地赞美解缙一番。解缙意犹未尽,再上《太平十策》,述说自己的主张。后来李善长被杀,解缙又写了一份辩冤的奏折。至此,朱元璋决定对解缙进行“冷处理”。当解缙的父亲进宫时,朱元璋让他把解缙领回家:“都说大器晚成,你如果将儿子带回家乡,让他在学业上有所增益,十年后再来,派上大用处也不晚。”
清朝的纪晓岚,仗着乾隆皇帝对自己才学的赏识,便就乾隆巡游无度而劳民伤财之事委婉地进谏说:“东南财力已经耗尽,皇上应当设法救济才是。”不料竟遭乾隆训斥:“朕看你文学尚优,所以让你管领四库全书馆,其实不过是把你当作戏子蓄养,你怎么敢妄谈国家大事!”
真是一语中的呀!原来迷恋武功、沉湎权术的帝王们,其实并不太把文人们当一回事,“不过是把你当作戏子蓄养”,道出了皇帝对文人的真实态度和明确定位:像戏子那样撑撑场面,解解闷儿,唱唱赞歌……所以,当有文人不明就里要“当家理政”、“参政议政”时,大多是热脸贴到冷屁股上,自讨没趣,有的甚至一不小心,忤逆旨意,就会惨遭杀戮。
于是乎,无法“当家理政”、“参政议政”的文人们,便接受皇帝们对自己的定位,把聪明才智用于拍马上,将“兼济天下”的理想转化为确保自个儿富贵荣华的实践上。这样一来,富有“才气”、富有“创意”、富有“生机”的拍马便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一大亮点。东晋元兴二年(403年)十二月,权臣桓玄逼晋安帝司马德宗禅位,自立为帝。但当他临登御座,龙椅忽然散架,朝臣们惊慌失措。侍中殷仲文反应颇快,忙说:“陛下圣德深厚,地不能载也。”面对如此恰到好处、有板有眼的一流“拍”术,桓玄除了“大悦”,还能怎样?朱元璋有一次外出钓鱼,无奈鱼不上钩,朱元璋心情很是不爽,翰林大学士解缙适时献诗曰:“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钩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面对如此气势磅礴、化腐朽为神奇的“拍”功,朱皇帝不龙颜大悦才怪呢。乾隆皇帝50岁生日时,纪晓岚趁机奉上一联:“四万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圣寿,自古而后,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这样的贺联确实“震古烁今”,足见纪晓岚的拍马手段已臻化境,神出鬼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