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的这句话引起强烈共鸣。然而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让人对这一设想不无担心。河南灵宝的王帅，只因为在网上反映当地政府违法征地的事情，就被当地警方以“诽谤政府罪”为由，进行跨省追捕；内蒙古男子吴保全两度被鄂尔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并以“诽谤他人及政府”的罪名被判刑一年；湖北十堰青年陈永刚因为上网发帖质疑县领导搞形象工程，以涉嫌“诽谤”遭跨地拘捕。前不久，河北沧州更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创设了“敲诈政府罪”，大概用不了多久，“伤害政府罪”、“抢劫政府罪”、“绑架政府罪”都将铺天盖地向公民权利砸来。这些案件，都成为温总理所言的反面注脚。人民行使批评权、监督权，却落进“诽谤”之网，一些批评者甚至遭到跨省追捕，身陷牢狱。“诽谤”，日益成为一些官员压制批评监督的一种手段。
明成祖朱棣将他的侄子朱允炆赶下龙椅，自己当上了皇帝，他深知帝位是篡夺来的，因此上台伊始，便秉承老爹朱元璋的遗风，挥舞屠刀，猛砍猛杀，欲以刀斧来堵住臣民的嘴。但经过一场疯狂的砍杀之后，他仍疑神疑鬼，觉得臣民一定在背后议论、“诽谤”他。于是他在清“奸党”、设文禁之后，又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查禁“诽谤”运动。他把老爹于晚年废置的特务机构锦衣卫重新组织扩编，任命著名酷吏纪纲为指挥使，派出大批爪牙，到处查办“诽谤”案。他将首都迁到北京之后，又增设新的特务机构“东厂”，与锦衣卫里外配合，监视探听臣民的一言一行，这两大特务机构，被人简称作“厂卫”。
在朱棣的鼓励与奖赏之下，一时告讦成风，一些心地险恶之徒纷纷向朝廷检举周围人的“诽谤”言论，以邀功请赏，直闹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山阳人丁珏接连检举当地数十人有“诽谤”言论，被提拔为刑科给事中（刑部的监察机关头目）。一个典仗官率兵丁到安庆采办木料，放纵兵丁抢掠小民的财物，该家伙事后害怕抢掠的户主上访告状，竟诬告这些户主“诽谤”朝政，将他们押送刑部监狱。在查禁“诽谤”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朝中大臣小心翼翼，上朝时甘当没嘴葫芦，上疏时字斟句酌，生怕因一句话说错，被扣上“诽谤”的巨帽。
朱棣未当皇帝时，被老爹封为燕王，就藩于北平（朱棣称帝后改为北京），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他夺得帝位的第四年，便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准备迁都于此。本来，对可说可不说的事，诸大臣都免去不说，但迁都一事违背了太祖定下的制度，事关重大，难以容忍。于是，永乐十五年（1417年），几个大臣冒着被扣上“诽谤”巨帽的危险，上书反对迁都，结果这些人全被罢官，谪为太和山佃户，下放劳动去了。
永乐十九年正月，朱棣下诏宣布北京为都城。不料，才过三个多月，北京新建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就发生了火灾。皇帝老爷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天降灾祸，朱棣以为这是上天对他迁都之举的谴责，惶恐间采取了一些补过的措施，如下诏罢去不便民和不重要的事务，免去受灾地方的一年的田粮等，同时做出虚心纳谏的姿态，下诏求直言。百官信以为真，纷纷应诏上书，其中许多人对时政提出批评，并且把火灾与迁都挂钩，都认为是迁都惹的祸。这一下诸大臣又揭到了皇帝老爷的疼疮，朱棣一怒之下，将这些大臣定为“谤讪”罪，狠狠惩治了这些人。其中上书言辞激烈的大臣被砍掉了脑袋，口气温和一些的被逮捕下狱，另有一批大臣被贬官，后来朱棣觉得贬官便宜了他们，又下令让这些倒霉蛋到交趾（今越南北部）屯田，让他们好好劳动改造。
朱棣发动的查禁“诽谤”运动，自他上台开始，直到下台方告结束，贯彻永乐一朝始终。其中永乐四年和十七年，朱棣为了掀起运动的高潮，曾颁诏重申加强“诽谤”之禁。直到他翘了辫子，他的长子朱高炽接班当皇帝之后，这场长达20余载、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才宣告结束。
“诽谤”罪这顶巨帽，既然可以随意乱扣，并且以此罪名杀人如此简便，清王朝的皇帝老爷当然也要将其视为一大法宝，经常使用之。自夏朝的桀王首创此罪，至清朝的最后一任皇帝被革命军赶下龙椅，在其长达3000多年的时间内，不计其数的人因被扣上“诽谤”的罪名而脑瓜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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