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连串政治斗争中崛起的秦桧，在绍兴十二年成功地绑架了南宋王朝，逐步成为当时绝对的权臣；但这个绑架者在随后的岁月里，必将慢慢地领会到：自己同样也不过是一张肉票而已。
一
建炎四年（1130年），当秦桧逃离金国，突然出现在绍兴街头时，曾一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那个萧瑟的冬天，人们把他和苏武相提并论，认为正是秦桧才让寂寥仓皇的绍兴有了少许的温度。很快，高宗就高调宣布了对他的接纳。他一跃成为礼部尚书，护送他回国的王安道、冯由义也都得了个不大不小的官职，甚至连船夫孙静也摇身一变，成了承信郎。
两个月之后，绍兴元年的春天，照样是秦桧的春天。他成了参知政事，加入了宰臣团体。尽管在那一年，临安知府孙觌在贺词里讥讽他“正直与否只有鬼神知道，倒是忠信之名早已在蛮邦广为流传”，又搬出“苏武旄节落尽，才不过爵升属国，杜甫跋涉千里，麻鞋入见，才不过官授拾遗”来对比他的“全家安然无恙，连仆僮都顺利返回”，影射他是金国的间谍，但这也不过是一片赞叹声里偶尔的一两声咳嗽罢了。
许多年来，揣测秦桧是金人纵归的奸细的人不可胜计，但他们一直都拿不出什么切实的证据。“奸细秦桧”不过是感情绝对压倒了理性之后的产物。无须多方搜求证据，单就情理而言，由秦桧充当金人的奸细，来促成南宋对金人的投降，也是缺乏可操作性的。秦桧归国之后能否受到重用，是他能否对金人有用的先决条件，对此，金人既不能决定，秦桧本人也打不了这个包票，更何况当时的金国本就尚未确定对宋和议的政策，相反，彻底灭亡南宋，抓住宋高宗，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金人的对宋主要政策。
再者，归国时秦桧对高宗所提的建议—与金国“东朝廷”执政者挞濑互通书信，游说其放弃对刘豫伪齐政权的支持，“得地则归豫，失好则在金”，也还算中肯，远不是什么所谓的“卖国提案”。
事实也能够证明这些。带着“和议使命”归国的秦桧，虽然以火箭般的速度进入了宰臣行列，但南宋朝廷仍然没有他的发言权，很快他将在与宰相吕颐浩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冲突的起因并不复杂，秦桧主和，吕颐浩则主战。吕颐浩想踢走秦桧，而秦桧则想扳倒吕颐浩。
值得玩味的是高宗对秦桧态度的前后变化。当日初见秦桧，听到他的高论“南人自南，北人自北”时，高宗对他的印象是“忠朴过人”，并为得到他“喜而不昧”。同样的秦桧，同样的“高论”，在绍兴二年的八月，高宗却说了这么一番话：“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
高宗习惯性的摇摆不定，在许多年以后将岳飞推上了权力与信任的巅峰，然后又把他从这个巅峰一脚踹了下去。而绍兴二年八月的摇摆，则让秦桧提前长了一番见识。
在罢免秦桧的批示里，高宗还透漏了一些秦桧个人性格方面的信息：“秦桧做宰臣的那些日子里，但凡有没能尽善尽美的事情，他从来不会当面与宰相范宗尹争执，总是私下里找到朕数落范宗尹。”
高宗也顺便透漏了秦桧曾向自己献上的两条“国策”的具体内容：“宗尹罢职后，秦桧对人说，如果用他做宰相，他能让天下耸动。随即给朕献上两条策略：一是让南北各地的士大夫们互通家信；二是将那些从北方流亡过来的百姓组织起来，调拨差官，将当中那些愿意回乡的百姓押送回去。”
高宗在批示的末尾说：“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这份批示对秦桧的刺激显然异常巨大。以至于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他仍然在四处搜罗这份批示的底稿和依照这份批示的精神写成的那份罢免自己的诏书。
在罢免诏书颁布之后，高宗又补充了一句狠话：“终不复用！”
二
可惜的是，高宗从来不是一个拥有独立立场的人。
罢职后的秦桧，在韬光养晦中度过了三年默默无闻的时光。如果暂时忽略日后那些罄竹难书的劣迹，如此描述此时的秦桧也许并不算过分：“他那锐利的目光从来都没有离开南宋纷乱的朝堂，他很清楚，朝政越纷乱，留给他的机会和空间就越大。”
朝廷确实一片混乱。
主战派宰相吕颐浩屡屡向高宗请求举兵北伐，恢复故土，可惜始终得不到支持。绍兴二年十一月，他再次向高宗上书请求北伐，奏章里几乎塞满了他所能够看到、想到，甚至揣测到的一切积极因素，但结果仍然得不到同僚们的支持。
相对于吕颐浩的搜尽枯肠，礼部尚书洪拟随手拈来的几条意见，也许更中肯一些。譬如南宋至今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今天皇帝在会稽，明天又跑到了临安；譬如江南地区经济破坏严重，养活皇帝和大臣们这一帮人都感觉财政艰难，又如何支付北伐的军费开支？
政见的不同，最终演变成了士大夫之间的彼此攻伐。李纲不支持吕颐浩的仓促北伐，结果吕颐浩在高宗面前栽赃李纲“纵暴无善状”；参知政事李光是江南士大夫的领袖，吕颐浩担心他危及自己的宰相之位，又向高宗告状说李光广结朋党，“牢不可破”。
最终在绍兴三年九月，吕颐浩遭到士大夫们的集体弹劾。继任的宰相赵鼎同样没能解决士大夫们内部的分歧和冲突，彼此的排挤依然继续着。作为“拨乱反正”，那些曾被吕颐浩排斥、驱逐出去的官僚们一个个又被重新起用，其中就包括闲居已久的秦桧。
再次出山的秦桧，给高宗的第一份建议是“造强弩神臂弓，以备攻讨”。三月，完全找不到施政头绪，深陷一团乱麻之中的高宗，心急火燎地召集新、旧宰臣们讨论国家接下来政策方针的具体走向。秦桧于此时上了一道日后被视为“卖国”的奏章。
但平心而论，秦桧奏章里的许多意见还是相当中肯的。他认为朝廷如今元气大伤，既不可贸然对金兴兵，也不能一味对金退让媾和；他还说，目前朝廷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讨伐叛臣刘豫的伪齐政权，而不是与金人决战；相反，为了顺利击败刘豫，朝廷还应该与金人稍作和解，“盖不讨贼豫，则无以为国；不安慰强敌，则逆贼未易讨”。
很难说秦桧的意见被接纳了几成。宰相赵鼎和枢密使张浚结成的执政同盟，一度被人们寄予厚望，但最终两人的合作却没有善始善终。
赵鼎在绍兴四年极力主张高宗御驾亲征，韩世忠曾批评他“真敢为”。虽然赵鼎自己也没有把握—他对自己的幕僚说：“亦安保万全？事成，甚幸，不成，遗臭万代矣！”却仍然拒绝放弃自己的冒险举措。但当次年张浚建议高宗进驻建康府，以鼓舞北伐时，原本极具冒险精神的赵鼎却始终持不支持态度。个中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赵鼎当初引入张浚，目的是让他协助自己主持北伐，而不是让自己协助张浚主持北伐。最终，赵鼎在与张浚的较量中败北，而一直不为赵鼎所喜的秦桧，则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张浚的极力提拔。
士大夫内部从未休止过的倾轧，自然让再次艰难上位的秦桧心有余悸。史称，秦桧与张浚共事期间，“无所建明，惟奉张浚而已”。他与张浚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显然是想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命。
张浚于绍兴七年再次在士大夫内部的倾轧下被罢职，赵鼎东山再起。秦桧此前的韬光养晦让他免于步张浚的后尘。赵鼎对秦桧态度的前后变化给秦桧上了生动的一课—此前张浚当政，曾向赵鼎极力推荐秦桧，赵鼎却不以为然，但他自己上台之后，却极力向高宗灌输“秦桧不可令去”。
士大夫们之间的这种倾轧，给秦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绍兴十二年之后的南宋政局提前打好了埋伏。
三
魏良臣是秦桧早年在建康读书的同学。绍兴十一年七月，被秦桧提拔为吏部侍郎。绍兴十三年九月的一天，这两位老同学在一起喝茶，喝到半路，魏良臣给秦桧提了个建议。
魏良臣说：“朝廷不是马上要举行郊祀了吗，我觉得可以因此而举行一次大赦，让那些以前被流放的士大夫们都能够回来，这样也能促进国家的和气，你觉得怎么样？”
秦桧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魏良臣，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官？”
魏良臣说：“吏部侍郎啊。”
秦桧说：“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吧，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当时，朝廷已经决定，在本年的十月底到十一月这段时间，举行一系列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两项，一是把从宋太祖开始直到宋徽宗，一系列皇帝的灵主迎入新落成的皇家太庙景灵宫；另一项则是在冬至那一天在南郊合祀天地，将宋朝正统继承者的身份向天地、祖宗们宣布，并请求得到他们的“承认”。
这场仪式关系到高宗皇位的合法性，本来早该在他即位的同年就立即举行。可是，宋徽宗和他的灵柩多年来一直被金人扣留。徽宗这一环的缺失，打破了祭祀对象的连续性，让祭祀无法举行。直到去年八月，由于宋金和议的签订，徽宗的灵柩以及高宗的生母韦太后才得以南返。这场祭祀，也终于在迟到17年之后得以举行。
这样隆重的庆典，按例当然应该举行大赦，几乎所有的士大夫们也都认为马上就会有一场大赦到来。可是，秦桧却对魏良臣的建议表现得不屑一顾。非但如此，在提了这个建议之后不久，魏良臣就受到弹劾而被外放。
魏良臣并不知道，秦桧的手里，有一把他所不知道的尚方宝剑。
那是去年的十月间，韦太后刚刚还朝。沉浸在久违的天伦之乐中的高宗，有意无意地对宰臣们讲了这么一段话：“天下万幸已经无事，只有士大夫们妄做议论、扰乱朝政这件事最为可虑。治理天下，应当以清净为本，让所有人都恪守本分是朕一直以来的理想。”
高宗这是在对宰臣们变相放风，表示他累了，已经厌倦了大臣们之间的钩心斗角。他决定不再追究对错，一概拒绝朝廷内的一切政治斗争。所以，当魏良臣提议举行大赦，让那些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并遭到流放的士大夫们还朝时，秦桧直截了当地把他也流放了出去；所以，当秦桧对高宗提议“陛下若想成事，就请撇开所有的朝臣，只与臣一人商议”时，高宗立即就表示了接受，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其实，即使不知道高宗曾有过那番表态，魏良臣也早就应该看透绍兴十二年之后的政治走向。就在高宗对士大夫们议论朝政表示极端厌倦后不到一个月，左散郎黄达如冒了出来，向皇帝提了这样一番建议：“太后的回銮和徽宗灵柩的归来，可谓是难得的盛事。应该让史馆详载，让词臣们作诗歌颂，然后赏功罚罪。将那些此前反对和议的人，统统明正典刑；对那些力主和议的人，则大加褒赏。这样才上可安慰徽宗、二后的在天之灵，下可缓解太母滞留在北的抑郁不平之气。”
高宗对黄达如的这番建议很感兴趣，两天后就任命他为监察御史，直接负责实施自己所提的这些意见。
黄达如的建议提出来后十多天，右谏议大夫罗汝戢奉了秦桧的旨意，又跑去催促高宗说：“陛下前两天批准了臣僚们的奏章，同意对那些以前的异政见者明正典刑，这实在是眼前最紧要的政务。”
到了次年三月，起居舍人程敦厚还在就这个问题极力催促高宗。他在奏章里说：“这些异政见者的党徒，如今仍然遍布中外，如今朝廷一有个什么举措，这些人就冒出来大肆诋毁。他们如此嚣张，肆无忌惮地中伤朝中善类，其实是想要挟皇上改变政策方向。”
最后，这位一点都不敦厚的程敦厚建议高宗再接再厉，继续对这些异政见者进行严打。
从黄达如到程敦厚，个中有一个变化很值得注意：秦桧正在不动声色地将“惩罚反对和议者”这个概念，偷换成“惩罚反对现行朝政者”。所谓“反对现行朝政”，也就是反对秦桧。在士大夫们一次次的政治倾轧中幸存下来的秦桧当政之后，正是利用了高宗对士大夫们互相倾轧的厌倦，取消了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政治斗争发生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是秦桧摧毁了士大夫们，而是士大夫们成就了秦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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