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向来被认为是我国历史学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鲁迅先生评价此书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一文中也明确指出，自己发奋著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古今上下众口一词的赞美声中，作为一部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史记》存在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硬伤”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不计了。
事实是，从总体上说，《史记》固然有班固所称赞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表现了司马迁严谨的治学作风。但另一方面，《史记》中也的确记载了不少荒诞不经、经不起推敲，甚至根本就是胡扯的史料。这些瑕疵处在白璧之上，虽然并不能完全遮掩白璧的价值，但是它们毕竟有损于《史记》的“信史”地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者一直以来宁愿把《史记》当成一部生动的文学作品来读，而不想过高地抬高它在史学上的价值。
可能会有人说，这是在唐突古人，标新立异。然而，《史记》中的《高祖本纪》一章，最能证明这个观点。
本纪这种体例是司马迁专为帝王量身定做的，共有十二本纪。在这些本纪中，作为西汉开国皇帝的刘邦自然尤其引人注目。但《高祖本纪》里，却存在多处与史学精神完全违背、荒诞不经的地方，其中最明显的是关于刘邦的出身问题。
《史记》中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刘邦竟然是其母亲和蛟龙产下的怪物！这样的故事倘若进入《山海经》之类的神话传说倒也罢了，但它却被司马迁认认真真地写进了信史中，岂能让人信服？
事实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关于刘邦的种种神话传说，完全是其幕僚集团为了强化刘氏“家天下”的合法性而编造出来的弥天谎言。而作为明察秋毫的太史公，司马迁是决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猫腻”所在的。既然知道这其中的玄机，明智一点的做法自然是在书中搁置不提，以免谬种流传，误导后人。但司马迁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本纪中煞有介事、添油加醋地肆意渲染一番，弄得好像实有其事一般，实在是令人费解。
窃以为，司马迁这样做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把谎言当成“真事”一本正经地展示出来，采用反讽的手法，以荒诞打击荒诞；二是在有意宣传这些谎言，为刘氏的“家天下”摇旗呐喊。
联想到司马迁在《高祖本纪》里有大量揭露刘邦这个流氓出身皇帝的劣行文字，所以，我个人倾向于第一种可能。实际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有效战法。把围绕刘邦编造的种种神话都一一呈现在后世读者面前，纵然不加任何评论，也会令读者心知肚明。
当然，反讽手法精彩归精彩，但却是一种缺乏理性的“春秋笔法”，本质上属于文学创作的常用手法，而不是著史者应该有的笔法。因此，倘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样写极其生动，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但从史学的诸原则看，这样写则无疑是不小的败笔，是与史学的实录精神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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