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有为的发迹史上，翁同龢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康有为对翁同龢的知遇之恩不仅感激涕零，而且高度评价。其中，1897年11月14日胶州湾事件发生后，翁同龢礼贤下士，于寒冬的某个凌晨，屈尊到“圣人居”—南海会馆，登门挽留他在京城发动变法的精彩故事，至今还在为世人津津乐道。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怀翁常熟去国》（陈永正编注：《康有为诗文选》）一诗的附注中，康有为写道：“胶变（即胶州湾事件）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即1897年12月12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及常熟见斥，吾又决行，公谓上意拳拳，万不可行。”读到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萧何月下追韩信”那样的联想。
一个“六品绿豆官”（康有为是未到任的工部预衡司主事，比七品芝麻官稍大一点），因报国无门，心灰意懒，即将踏上返乡旅程；在“官吏多如蚂”的晚清政坛，一个当朝帝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品大员，却于凌晨顶着严寒，亲自登门热情挽留，听起来真是一段难得的千古佳话。
可是，这一“美景”却被康有为自己给打破了。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是时将冰河，于十八日（即1897年12月11日）决归，行李已上车矣，常熟来留行。”
这里，就产生了两个大矛盾：翁同龢登门挽留康有为，到底是在哪一天？一个是“行李已上车”，“早携书剑将行马”，另一个却是“卧未起”，如果确有其事，那么，那一天凌晨，翁同龢登门时，康有为到底起没起床？
十八日《翁同龢日记》记道：“早入，外折一，见起三刻……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使电。”（陈义杰整理：《翁同日记》）早朝散后，翁同龢就“小憩出城”了。按理说，当时，翁同龢还认为康有为“大才，胜臣百倍”，登门又是在寒冷的凌晨这个特殊时刻，挽留康有为又是意在留他“领导”变法，如果翁同龢真的是放下官架子，登门去挽留康有为，在《翁同龢日记》中应该有所记录才是。十九日，也未见只言片语。同样，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等著述中，也没有相关记载。
“常熟冒寒留南海”仅见康有为一家之言，而且，他的一家之言还有两个版本，存在着时间、细节两大硬伤。因此，这件事为康有为信笔编造是最好的解释。
那么，康有为何必要编造这个“传奇”呢？想来也很简单，他的《康南海自编年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但他的弟子徐勤、麦仲华等人都看到过，“常熟冒寒留南海”等故事很早就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正如姜鸣所说的那样，康有为是想借助翁同龢的名望，拉大旗谋虎皮，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改变人微言轻的尴尬局面。反正翁同龢已经罢官回到老家常熟，被逐出权力中心，在资讯、交通、电信等都不发达的时期，康有为怎么说，会有人去对证吗？能对证出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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