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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军统特务”的艰难维权路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开发区羊北村，一个典型的城乡接合部。以北京的发展速度，这些高低错落的平房，将会在数年内成为历史。
在这个平淡无奇的村庄，“九爷”的事几乎尽人皆知：老反革命，蹲了33年的监狱，两次偷渡台湾，与人打了近10年的争地官司。这给这位78岁的老人蒙上了神秘色彩。他叫钮益惠，人称“九爷”。
钮益惠这个名字，曾出现在1950年12月1日《天津日报》的报端。在关于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被破获的新闻里，被捕人员名单中，钮益惠在后面，他也是如今唯一活着的人。
15
岁的“小特务”
1935年农历正月二十二，钮益惠出生在北京通州垛子村。他的父亲钮永绪早年曾在国民党广州的军队里做事，母亲钮张氏是位传统的家庭妇女。这是一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旧式家庭。在钮家大家族同辈男孩里，钮益惠排行老九，人们都叫他“小九儿”。
到了钮益惠这一代，钮益惠的哥哥钮益培成为钮家的主事人。上世纪40年代，他任国民党第五补给区副官处二处上尉副官，并身兼其他多项职务。钮益惠全家也从郊区搬到了市区的东单牌楼新开路戊字41号。
1949年，北平解放，钮益培逃亡台湾，东单牌楼的房子也被新政府没收，一家人又回到通州垛子。1950年4月初一天，钮益培突然来信，说自己从台湾回来了，要钮益惠按照信上交代的时间，去双桥火车站接人，他有一些行李要放在家里。那天，钮益惠赶着一辆毛驴车，去了双桥火车站。和行李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叫孙毓清的人。等到了家里，钮益惠才知道接回来的“行李”是电台。
据公安大学离休干部、时任“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侦察分队分队长的孙有光回忆，1950年2月，“保密局直属北平潜伏台”计兆祥案被破获后，毛人凤又派了熟悉平津情况的保密局特务秦应麟潜回天津，组建“天津特别组”，并称此行为“党国敌后工作能否开展成败之关键”。4月初，钮益惠的哥哥、大姐夫梁锡增、三姐夫刘景惠就是作为“天津特别组”成员，与秦应麟等在江阴登陆，最后到达天津的。综合考虑之后，他们将电台建在不会引起人注意的北京郊区钮益培家里，用胡振远（秦应麟化名）、齐北光（钮益培化名）、彭振北等名义与台湾方面联系。
当时，公安部早已经截获了他们发出的情报，却一直无法找出电台架设的地址。就在此时，一个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带给“特别组”成员的汇票，让公安找到了电台所在地。
在钮益培家搜查出“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CMS美制特工收报机、发报机各一部，收发报登记簿各一份，密码本四本，波长呼号表，电台零部件，特务身份证明书以及履历表等。“加上在另一个‘天津特别组’成员家里搜出的情报，可以分析出，保密局当时十分关注我党我军有无进军台湾和抗美援朝的动向，也希望了解中苏关系、高级民主人士与高级起义投诚人员的动向，以及物价、金融、币制等方面的情况。他们更希望得到我党和国家军政领导人的面貌特征、住址、车牌号及参加重要活动的信息，以供保密局的行动组织技术总队特务行刺之需。”孙有光说。
关于“天津特别组”及相关人员被抓获的情形，钮益惠和孙有光的回忆有些出入。在钮益惠的记忆里，哥哥、大姐夫和三姐夫是在自己被抓之前几天已经落网，之前他们收到了秦应麟的信，整封信就10来个字：“生意没法做了，赶紧收摊吧。”家里人知道要出事，于是把该烧的都烧了，把电台藏在了装泡菜的坛子里。一天，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先后来过之后，他的父亲预感事情不妙，就叫他带孙毓清到市里，以后再回家。
那晚，15岁的少年“小九儿”匆匆离家，一走就是33年。
钮益惠回忆：“在路上，孙毓清让我跟他一起去台湾，我那时候满脑子‘为国尽忠’的思想，也觉得自己智勇双全，当然就满口答应了。”为避免引起人注意，他们决定分别乘车到济南会合，再到孙毓清老家烟台，“他说到了老家，他就有办法去台湾”。
钮益惠登上了一辆开往济南的汽车，等待他的却是冰冷的手铐。忆及当时的情形，钮益惠直感叹命运弄人。“我那时也就一个15岁的小孩儿，也不是他们小组的成员。公安问我把孙毓清带到哪儿去了，我死活不说。我当时受的教育一直都是‘忠臣不保二主’，在我心里，那是很光荣的事情。”他的“死扛”最终没能保住任何人。整个“天津特别组”全军覆灭，钮益惠的父亲在垛子藏电台的现场被就地正法，哥哥和三姐夫后来也都被枪毙，他自己面临的，则是长达33年的牢狱生活。
这个结局是钮益惠早就料到了的，“电台一旦被发现，谁都活不了。这是电台到家里后，一家人饭桌上经常说的话”。
监狱“保险箱”
钮益惠的监狱生涯是从北京市宣武区自新路21号的北京第一监狱开始的。他至今津津乐道于监狱里的种种好处，“我们监狱长说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监狱就是我们那监狱。有外国人参观，待遇很好”。
监狱里面有个积极分子委员会，下面分生产组、生活组、文体组。钮益惠是文体组的成员。他自觉有天生的领导能力，好说会写能编，所以十分受欢迎。监狱里的人都说他过得很快活，但这种快活的条件是：“什么都不细想。”
他其实也“细想”过。1959年，原定的10年刑期就快结束，但他自知“外面正是困难时期，出去肯定活不了”。于是，钮益惠在监狱内组织了一个“反革命暴动集团”，要替父兄报仇，口号是“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行动暴露后，钮益惠自忖必死无疑，最终是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年之后又被改无期。钮益惠说，从那时起他就麻木了，“反正怎么高兴怎么活着”。
母亲的探望是最令他难受的事。“1961年，我刚刚加刑。我妈妈从村里背着20多斤东西去看我。20多斤东西，全是吃的，那时正是最困难的时期啊。从家里到监狱有一趟长途公共汽车，但母亲舍不得花钱，靠两只小脚走着来看我。见面后，她问我判了几年，我说无期。我妈问，什么叫无期呀？我就说，什么时候改造好了，我就回去。妈就说，你快点改造吧，我在家等着你。我妈一切希望都在我的身上。你说这种见面我能见吗？那天见完之后，我就跟我姐姐说，你千万别让妈来，不是我不想妈，也不是妈不想我。”
后来，他连三姐也不见了，也不再写信。“那时候，给谁写信谁倒霉。”
如今的钮益惠依然把监狱称作“保险箱”。“文革”开始后，北京的监狱全部外迁，钮益惠被转到山西一个矿厂服刑。作为年资最老的犯人，他开始带那些新来的犯人，因表现不错，他又获减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
“保险箱”外，是他后来才得知的惨剧：“文革”中，红卫兵们把家里糊窗户的纸全撕了，把煤球都踩碎了，他母亲最终在一个冬夜被冻死在屋里；大姐夫梁锡增被红卫兵打成重伤，死在医院，其子也被整死；三姐钮汝铭作为特务老婆，头发被红卫兵剃光，每天挂着牌子被批斗，最终上吊自杀……
“我想死北京了”
1983年正月二十二，钮益惠48岁生日。就在那天的大会上，他被宣布减刑8年，提前释放。“太突然了，之前也没听说，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大会结束后，监狱领导把钮益惠带到食堂吃饭，建议他还是留在矿厂，继续带犯人。他没有答应，心里惦记着北京的亲人，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是去天安门。“这么多年，我想死北京了。我在北京没有家了，只好上天安门去，照张相，告诉北京，我可算回来了。”照片里，钮益惠注视着的前方，是他离开之后才修建的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早已不是当初的样子。
照完相，刑满出狱的钮益惠穿着一件绿色的军大衣，拎着个网兜，来到了北京大兴区亦庄镇羊北村，住在这里的四哥成了他唯一可投奔的人。
第二天，四哥钮益海带钮益惠去了老家通州垛子。物是人非，他在村里人的帮助下，找到了父母的坟地。
钮益惠觉得自己出狱后的运气相当不错。他最初住在钮益海家，做过汽车装卸工，也做过家具生意、牛羊肉生意，反正是“干什么都赚钱”。1987年，他还在村里买下了三间房的宅基地，不久后娶了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打工的肖方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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