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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们道歉：他们带了个好头
其他人的通信，因为篇幅限制不一一引用。上引两信都写得清楚明白，无需注释。但我还是想要指出这些信在道德上的意义。道歉还是不道歉，对这两个写信人来说完全是自由的选择。外界没有给他们压力要他们道歉，而且由于很多红卫兵至今不道歉，反而会给这些道歉的人造成相反方向的压力。他们二人也都不住在北京，远离当年受到迫害的老师，连人们常说的“人情债”都可以不必担心。他们写信，也全无获得名利好处的可能性存在，因为他们已经退休。申小珂和胡滨两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写了这些信的。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我们才能用纯道德标准来衡量以及赞扬。他们在自由的情况下作了道歉和忏悔的选择，正因如此，这是很道德的行为。
我还想指出的是，他们对道歉有很理性的认识。从他们和老师同学交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道歉不是仅仅出于一时感情冲动，也不对别人煽情。申小珂另一封信中讲到他为什么写了道歉信。他说：“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指他当过“典狱长”，但没有动手打过人）“这种信只有我这样人写最合适。”（解释了为什么他首先出面道歉）他说明为什么他比动手打了人的红卫兵容易忏悔，同时也不因为后者未曾道歉而自己也不做。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有真的自由了，我们才真的轻松了，我们才和程璧、莫平、雷力（也是该校负责人之一，1968年被迫害致死）、姚淑禧、刘桂兰——有了真切的关系。”道歉还是不道歉，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怎么设定道歉的内涵意义，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对道歉有很深的理解。
程璧老师给他们回信说：
小珂、胡滨同学：
前几天，苏平平、曹雪寒、初玉玲、郁小培、舒杭丽、黄禾同学来看我，带来申小珂和胡滨的信。你们不会想到，看到你们的信，我是多么的感激，多么的感动。你们给我的印象都是好学生。
我曾在高二（2）班呆过一个多星期，不知是在什么形势下把我放在了这个班。我与杜宝莹同学同桌。他对我很好。申小珂、宋威威是班干部，很能干。当时我还没有“解放”，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和同学说话，但却在这个班的同学中感到平安。你们提到那时你们问过我什么话，我说过什么，我早已记不得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那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被定为走资派。但是谁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蒙在鼓里。
你们的信，有些同学看后，有的说：“你们带了个好头。”有些同学为“文革”时的懵懂行为自责。还是小四班、小五班、初中的同学，那时他们年龄那么小，懂得什么呢？有些同学在“文革”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那是当时形势所致，我很理解。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小珂、胡滨的信，已代表了同学们的心声。同学们对我的赞誉，我真有些担当不起。
看到同学们上学时的照片，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我真喜欢。有很多同学向我问好，向我祝福，串串美好的话语，我非常感动、欣慰和幸福。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
程璧
2010年6月14日
程璧老师已经高龄，依然耳聪目明，神思灵敏。我们见面的时候，她给我看她写的追念莫平校长的文章。莫平在1966年也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的第二迫害高峰中，莫平“自杀”了。这个学校三个校级负责人，“文革”中有两个被迫害致死。程璧老师的文章写得清晰动人。我还注意到她的钢笔字迹也端正秀丽，和文字风格显示出一致的认真态度。
程璧老师还介绍我访问了她的同事和朋友林瑾。林瑾老师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第十一中学的负责人。我到达林老师家的时候，她已经写好了一份名单，字迹端正，排列整齐，写着1966年这所中学8名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我告诉林老师，我读韦君宜的《思痛录》，最感动我的一章，是作为出版社社长，她把出版社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8个人都一一写了出来。而您也正是这样做的。44年了，您没有忘记他们，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
程璧老师和林瑾老师，我都是刚刚认识。她们对我亲切和蔼，我们的采访谈话进行顺利。为什么呢？首先，一定是对受难者的同情和记忆，给我们建立了互相理解的共同基础。其次，我能感受到的她们在持守道德原则方面的自我要求。这两点，也是外国语学校8名红卫兵学生道歉的思想来源。正如程璧老师信中所说，他们“带了个好头”。我写文介绍这些素不相识的道歉者，也祝愿这些道德绿洲常青。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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