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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纽约时报》营救胡适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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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查禁的荒谬
国民革命军获取华北后，各外国在华当局立即应允国民政府要求，任其对进出中国的有线及无线电报内容实施检查，实属极大失策。
仅就理论而言，赋予南京政府此种权力是理所应当的。尽管大多数电报都是发往上海的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但中国政府认为，这些地方毕竟都是中国土地，因而，对进出那里的电报实施检查乃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权力，若长期阻碍此种权力的施行，将导致主权受损。中国的这一司法主张确实正确无误。
但问题的症结是，大多数检查员都是不称职的政工人员，要不就是与高官们有裙带关系，他们中多半对新闻或宣传的价值一无所知。许多人对外语一窍不通，于是，新闻稿便不得不先译成中文，供这帮检查员审阅，由此而造成的延宕，实难容忍。这帮大爷们多数自成一统，南京政府那些头头们固然有能耐，却难得给出只言片语的指示。
国民党的小官们大多陶醉于新近到手的权力，不可一世到可笑地步。又因中国实行一党统治，至使褊狭盛行。一党制还导致各种卑鄙伎俩层出不穷，目的是遮掩累累罪恶。许多小官僚更是堕落到公然撒谎，企图让中国人民及境外各国政府相信，南京新政权的官员全是超人，个个能力卓绝，品德高尚，廉政不阿。若有谁胆敢道出真相，哪怕稍有非议，便被冠以“危害国家”或“叛国贼”的罪名。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与审查制度做了奋力抗争，但成果总难持久。我屡屡将审查员的恶行秘密呈报他，其中一些还被转呈蒋介石和蒋夫人。但要他们一而再地干预，不断惩戒或开除那些审查员，确实也勉为其难。故总体而言，邪恶长期存在。
不过，有一次宋子文倒是果断行事，从而顺利度过一场灾难。那是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人轰炸了上海的闸北。开战当晚，电报局几个负责人告诉我，从午夜起，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员将进驻电报局。我立即打电话将此事告诉宋子文，恳求说：千万别让他们这么做。日本人的进攻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新闻，电报线路已经爆掉了。报道这事的外国记者是没有一个会说中国坏话的。现在应该让新闻不停地发出去，不要去阻碍它，检查员来了只会拖延新闻的发送。别忘了，要是允许新闻检查员阻挠新闻电讯的发送，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就只好采纳日本的版本了。日本人正在夜以继日往外发新闻，数量惊人，而且不受中国人的检查。
当时及随后多年里，虹口有一条直通长崎的电报线，为日本人所有。该条线路按规定只能发日文电报，但实际上却什么文字都发。当然，中方的检查人员在此是遭禁止的，而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派员驻守，对往来电文作详细审查。
若碰上中方电检人员过分捕风捉影，过分愚蠢，实在无法打交道，我也常享受日方给予的特权，将我的新闻电讯通过这条线路发给《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休·拜厄斯，由他转发纽约。我多次光顾那里，但在1932年战事爆发期间，却决不踏足。
多年来，上海的电检人员行事无一定之规。美国记者发往纽约的无线电讯可以过关，英国记者发往伦敦的相同稿件却遭枪毙。电检人员也不想想，这条电讯只需从纽约再发一次，跨越大西洋，伦敦的报纸照样收到。更恼人的蠢行是，一些电讯稿明明已获军方电检人员通过，可以从北平或天津直发纽约，但若将其先发上海记者站，譬如我这种情况，则有可能遭上海电检人员截留。
后来，全国各地的电检人员开始自说自话，往新闻稿里添字。多加的字，照样收费。比如，若稿件里有“满洲国”字样，电检人员必添上“所谓满洲国政府”字样；若稿件提到“康德皇帝”，电检人员必提笔一改，变成“那个日本傀儡溥仪”。
让外国记者深感不便的是，中方电检人员长年隐身幕后，默默无闻。记者若想登门拜访，请教为何某些新闻不得报道，则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他们也从未向记者们颁布过规章制度。倘若真有正式条文存在的话，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只能懵然行事，被迫将电讯稿交给不知名的人，任由他们校订、删改、批准或枪毙。
情况堪称荒谬，然而，即便是宋子文和早已身心俱疲的总司令，对此也无能为力。这自然造成大量的新闻走私现象。我自己就无数次托*船公司的可靠船员或朋友，将消息送到八百英里以南的香港；若没有南行的轮船，便以同样方式，将消息送往八百英里以北的大连，通过日本人的电报局拍发。
中方电检人员中，有一些无疑在领取日人津贴。一些电讯稿明明于中国有益，于日本有害，却遭到扣押。我已多次将证据呈交宋子文。但这家电报局的问题解决了，那家电报局又出现。记得上海的电检人员曾将南京政府一名部长的声明枪毙掉，而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要将其传播到海外的。但数小时后，他们却将另一篇稿子放行，那稿子是心怀不满、藏身沿海租界的军阀政客对南京政府的猛烈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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