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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张爱玲参加土改了吗？
1950年7月24日至29日，在夏衍、巴金、冯雪峰等人发起下，上海举行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张爱玲的出席，成为这次大会的“亮点”之一。柯灵在他的名文《遥寄张爱玲》中就特别提到：
195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
整整六十年之后，还有文代会的参加者忆及此事：
我参加了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张爱玲女士也参加了文代会，坐在会场靠后的位子上，会议开了六天，圆满闭幕。（引自艾明之《第一次文代会前后》）
可见，身份特殊的张爱玲当时与会确实引人注目。张爱玲与会登记的名字是“梁京”，也即她自1950年3月25日起在上海《亦报》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时所署的笔名。查1950年7月24日《解放日报》公布的《出席本届文代大会代表名单》，“梁京”的名字列于“文学界”代表之中，按繁体字姓氏笔画排序，出现在下列作家、学者之间：“唐弢、师陀、倪海曙、梁京、孙大雨、孙席珍、孙福熙、郭绍虞、许杰”等。这些人中“梁京”也即张爱玲，最为年轻，按年龄和资历，郭绍虞、许杰、孙大雨等位都是她老师辈了，即此一端也可证明，邀请她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实在是不小的礼遇。
柯灵和艾明之回忆的应是文代会7月24日在解放剧场举行开幕式时的情景，开幕式之后，除了大会发言，各界代表还分组讨论，张爱玲被分在“文学界代表”第四小组。真是万幸，一份腊纸刻印的“文学界代表第四小组名单”被组长赵景深保存了下来，上面印得清清楚楚：
组长赵景深；副组长陆万美、赵家璧；组员周而复、潘汉年、孙福熙、沈起予、叶籁士、姚蓬子、程造之、谷斯范、刘北汜、平襟亚、梁京、余空我、张一苹、邓散木、陈灵犀、陈涤夷、张慧剑、柯蓝、王若望、哈华、姚苏凤、严独鹤（引自徐重庆《文苑散叶》）
这份名单大有看头。除了余空我、张一苹较为陌生，其他都有文名（陈涤夷即为大名鼎鼎的陈蝶衣），其中有来自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有来自国统区的，更多的是长期在上海的，包括不少被称之为旧派或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充分显示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广泛和宽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赵景深在“梁京”名字左旁写了“张爱玲”三字，并在两个名字之间画了一个等号，这说明“梁京”即张爱玲，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张爱玲是否参加和参加了几次第四小组的活动？由于该组作家已全部谢世，无从查考了。张爱玲对他们中的大都数人本来就不熟悉，她即便参加了小组活动，恐怕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她只与平襟亚和邓散木两位有特殊的因缘。平襟亚就是当年发表她小说的《万象》的发行人，张爱玲为了稿费还与他有过一场笔墨官司；邓散木则曾为她的《传奇增订本》题写了书名。
邀请张爱玲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作出这个决定的无疑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高层领导，柯灵《遥寄张爱玲》中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抗日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作出这样的决定自在情理之中，因为夏衍是当时中共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典范。这个决定也确实显示了新政权的雅量。夏衍晚年在谈到张爱玲时没有涉及此事，但当李子云说到“您（指夏衍——笔者注）在1950年曾介绍我看她的作品，说她是写短篇小说的能手。当年没有一个革命作家敢承认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时，夏衍的回答耐人寻味：
我认识张爱玲和读她的作品，是唐大郎介绍的。唐大郎也是一个有名的“江南才子”，所以，也可以说，欣赏张爱玲的作品和希望她能在大陆留下来，一是爱才，二是由于恩来同志一直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一方针。（引自《文艺漫谈》，载《夏衍全集》第8卷）
这段话一直未引起张爱玲研究者的关注。夏衍说“我认识张爱玲”，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通过张爱玲的作品而“认识”她，另一种是他真的与张爱玲见过面而“认识”，介绍人或许就是“小报大王”唐大郎？但这仍然只是一种推测，也已无法证实。
第一届文代会前夕，张爱玲除了在《亦报》连载《十八春》，还以“梁京”笔名在1950年6月23日《亦报》发表影评《年画风格的〈太平春〉》，高度评价桑弧导演、石挥、上官云珠等主演的电影《太平春》。张爱玲欣赏《太平春》的民间味，特别指出：
（影片所描绘的）这一类的恶霸强占民女的题材，本来很普通，它是由无数的民间故事作为背景的。桑弧在《太平春》里采取的手法，也具有一般民间艺术的特色，线条简单化，色调特别鲜明，不是严格的写实主义的，但是仍旧不减于它的真实性与亲切感。那浓厚的小城空气，轿行门口贴着“文明空气，新法贳器”的对联……那花轿的行列，以及城隍庙演社戏的沧桑……
我看到《大众电影》上桑弧写的一篇 《关于〈太平春〉》，里面有这样两句：“我因为受了老解放区某一些优秀年画的影响，企图在风格上造成一种又拙厚而又鲜艶的统一。”《太平春》确是使人联想到年画，那种大红大紫的画面与健旺的气息。
我们中国的国画久已和现实脱节了，怎样和现实生活取得联系，而仍旧能够保存我们的民族性，这问题好像一直无法解决。现在的年画终于打出了一条路子来了。年画的风格初次反映到电影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
这篇埋没了六十年的张爱玲逸文刚刚由巫小黎博士和谢其章先生差不多同时发掘出来。《太平春》当时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年画风格的〈太平春〉》发表次日，《文汇报》同时刊出梅朵的《评〈太平春〉》和黎远冈的《对〈太平春〉的几点意见》两文，对《太平春》大加批判，指责影片犯了温情主义的错误，“不少情节依然是在上海亭子间里的凭空臆造”。张爱玲是否读到梅、黎两文，不得而知。但夏衍读到了。他6月25日在文汇报社的一次会上明确表态：“梅朵对《太平春》的批评是不正确的，本片在小市民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以桑弧过去的作品来看，这是一个飞跃的进步，应当肯定地加以赞扬”。（引自柯灵1950年6月28日致黄佐临、桑弧信）直到晚年在回忆录《新的跋涉》中，夏衍仍认为《太平春》是“比较优秀的电影”。以夏衍对《亦报》的关心，他也不大可能不读到张爱玲的《年画风格的〈太平春〉》。他和张爱玲，一位是主流文学开明的代表，一位是非主流文学的高手，一位从思想上表扬《太平春》，一位从艺术上肯定《太平春》，真太有意思了。
第一届文代会之后，张爱玲参加了一项对她后半生来讲几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活动，那就是到苏北参加土改。这事一直存在争议。高全之在 《张爱玲学》增订版（2008年10月台湾麦田出版初版）中，已援引张爱玲本人1968年夏初在美国接受殷允访问时所谈的，和张爱玲姑父李开弟上世纪90年代接受萧关鸿访问时所回忆的二条证据，力图证实张爱玲在第一届文代会后“下乡参加过土改”。其实，还有第三条证据，与张爱玲见过面的魏绍昌在《在上海的最后几年》中也说：“一九五一年七月，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夏衍提名张爱玲参加。会后张还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去苏北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回来不久，她就离沪去港了。”当然，魏绍昌此说有何直接依据？也可存疑。可惜他也已谢世，无法再向他进一步求证了。但他点出张爱玲下乡参加土改与第一届文代会有关，却是极具启发的。
1950年11月，“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出版了“林冬白”编的《土地改革与文艺创作》一书，编者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华东地区土改工作即将展开，上海文代大会曾通过了‘上海文艺工作者配合华东土改工作’的决议，并为了实践这决议，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已经下乡去了，不久将有大批文艺工作者下乡。为了配合这一行动，特搜集有关土改创作的文章，集成这一小册，以供从事文艺工作的朋友们参考。”显而易见，第一届文代会代表下乡，是为了实践文代会的相关决议，“配合华东土改工作”。张爱玲作为文代会代表，作为“大批文艺工作者”之一，“下乡”参加土改，也就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也许她下乡时就读过这本《土地改革与文艺工作者》的小册子？
《土地改革与文艺创作》出版于1950年11月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它与殷允1968年夏初记录的张爱玲对她所说的下乡时间正相吻合。殷允写道：“写《秧歌》前，她曾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那时是冬天。”“‘这也是我的胆子小，’她说，缓缓的北平话，带着些安徽口音：‘写的时候就担心着，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结束了。”（引自殷允《访张爱玲女士》）由此可以推断，张爱玲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的时间应为1950年末到1951年初，是在冬天，前后三四个月。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关键问题是，张爱玲当时到了苏北哪个农村？有多少第一届文代会代表与她同行？三四个月时间不算短了，一向敏感、对小人物（包括小知识分子、女佣和农民等等）充满同情和悲悯的张爱玲，在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她参加苏北土改的经历，或许最终导致了她的去国，最终促成了她创作长篇小说《秧歌》。一切的都有可能，都有待继续查证、思考和研究。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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