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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架空孙中山以致被革命党暗杀
宋教仁的《与国民党诸公书》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收录有宋教仁落款时间为“二月一日夜”的《与国民党诸公书》，并且在注释中介绍说：“本文原载于日本杂志 《支那和日本》1913年第3号。录自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由此可知，宋教仁的这封党内通信，当年并没有在国民党内部的诸多报刊公开发表，反而流传到日本刊登了出来。与前述宋教仁《与刘羹臣书》相一致，这封信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宋教仁1913年1月31日由长沙抵达武汉的具体行程：“昨日始抵汉上，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然后当赴东京，以医宿疴耳。……弟勾留数日即东下，如有赐复，请寄沪上为盼。”
其二，国民党通过全国大选组织议会政党内阁，以便与袁世凯当局实现宪政民主框架之内的分权合作的大政方略：“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张政党内阁。”
其三，一心一意想通过全国大选而出面组织第一届“正式政府”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以候选总理的立场反对大借款的政治态度：“大借款事，条件吃亏不少，乃仅可支用至今年七八月，又去一大宗抵当品之盐，今年七八月以后，不知再欲借款否？不知条件吃亏，又当如何？不知又将何物抵当？政府只顾自家目前，不顾正式政府以后之计。此种借款，鄙意不如径反对之，免其任意挥霍，且可使将来正式政府可借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亦不知尊意以为如何也？”
其四，这两封书信中的“与克强商议一切”和“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所凸显出来的是最为关键的一条信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国民党内部“商议一切”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客居上海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而是刚刚由武汉前往上海的湖南同乡黄兴字克强。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宪政框架之内的同样要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是宋教仁当年既真实又明确的政治谋略。
宋教仁对孙中山的架空虚置
宋教仁与党魁孙中山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当天日记中介绍说，黄兴因为不同意孙中山把陆皓东生前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充当未来的新国旗，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的更加内在的原因，其实是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于孙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彻底的否定意见。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随后在评论《每日新闻》所刊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根津一的东亚同文会演说时，宋教仁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孙中山的势力还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
在1910年12月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判断，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与他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石屏)联络陈其美(英士)、于右任、潘祖彝、杨谱笙等人，在上海成立不再承认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且致力于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各派力量的反复较量，宋教仁所预期的“代表汉族抵制满族”的“真正的大首领”，最终落实在北洋军阀袁世凯身上。而“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的“新人物”，也初步锁定在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自己身上。但是，由于同盟会中部总会并没有公开与同盟会东京本部，以及谭人凤所谓“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的孙中山划清界限；从而给没有为辛亥革命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孙中山，先以同盟会总理资格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接着又出任国民党理事长，留下了可趁之机。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在全国大选之后，代表国民党出任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总理职位的宋教仁，便采取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在宪政框架之内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的政治谋略。
宋教仁的长沙演讲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从常德来到长沙，当天下午在由湖南都督谭延闿出面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据《长沙日报》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中报道，宋教仁谈到了自己与谭人凤(石屏)、陈其美(英士)、黄兴、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却绝口不提与辛亥革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的孙中山。第二天即1913年1月9日，宋教仁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提到被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的孙中山时，给出的更是有所保留的负面意见：“前孙先生发表六大干线，有赞成者，有待筹商者，但是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
到了1913年7月8日，以宋教仁之死为借口极力发动“二次革命”的陈其美，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明的秘密谈话中，同样否定了孙中山以及黄兴与辛亥革命之间的直接关系：“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
十年后的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的演说中，依然在强调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阳奉阴违地架空虚置的难言隐痛：“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自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之类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说：“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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