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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会议前周恩来是否得到暗杀情报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左一）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右二）、
缅甸总理吴努（右一）亲切交谈。
含糊其事的强硬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之后，周总理非常愤怒和悲痛。他采纳了同在昆明准备万隆会议的章汉夫和乔冠华的建议，由外交部发表声明并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负有严重责任，必须认真查究，将参与此事的蒋特逮捕。总理要张越再问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4月10日得到张越通知后，香港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总理特别交待，在外交部声明及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中，应如实写出4月10日上午张越对艾惕思的通知内容及艾惕思关于香港所采取措施的答复。
总理做这些交待时，还不知道张越4月10日与英方交涉的具体内容。这样考虑，体现了一种扎实稳妥的风格，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然而，4月12日下午新华社播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并没有“如实写出4月10日上午张越对艾惕思的通知内容”。声明说：
早在这批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启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将要包乘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它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4月10日9时半特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香港英国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以保障上述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的安全。
显然，这是把先前掌握的情报以“将这一情况”通知了英方这样的措辞含糊其事。
问题是，你并不是这样通知英方的啊！
英国人当然很不服气。
4月17日，英国代办处给我外交部一份备忘录，其中特别指出：4月10日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通知英国参赞，国民党分子可能要在一批中国记者于次日离港赴万隆会议时进行捣乱，请求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一通知并未在任何方面予以详述，也不含有破坏的意思。
破坏和捣乱的差别，被英国人抓住了吧！
而且英国代办处的备忘录说，英国参赞询问此批人员的数目、居留地点、有关航空公司的名称和出发路线，当时这位副司长不能对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予以答复，而是在此后以电话通知的。
没有见到外交部就此点对英方的反驳，恐怕因为这也是实情。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张越4月10日和英国参赞的交涉，是照本宣科。外交部让一个对此事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官员去交涉这个事情，结果造成了被动。
其实，即使4月10日的交涉没有提到安置爆炸物的事情，在声明里如实回顾交涉内容，也并无不可。因为发表声明、提交照会的目的，是要敦促香港当局破案。退一万步说，即使当时中国方面没有任何情报，出了这个事，英国和香港当局也有责任调查破案。毕竟飞机是从香港起飞，当时香港又是英国管着。
可是，外交部声明的不实事求是，使得我们本来有理的事，也显得气短了。更何况当时对飞机事故的原因还没有开始调查，声明里已经一口咬定这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情报还没有得到证实，就在声明里强硬地下了断言，难以服人啊！尽管情报并不错，但是这还不是以它为依据下断言的时候。
什么叫进退失据，这真是活生生的案例。
英国人玩赖
今人看这篇外交部声明的文字，大概已经看不出什么不妥来了。可是如果了解当时的背景，就会知道它含糊其事的强硬，在外交上给中方造成了多大的被动。
本来发声明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求英国人承担破案的责任。可是我们硬生生从声明里读出了三层意思：我没责任，你有责任，你得破案。
以不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外交声明来摘清自己的责任，这不是引火烧身么？
所以英国人坚决不认账。英方在4月17日给我外交部的备忘录中说，英国政府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故不接受任何责任，对于中国政府没有给予时间去进行任何调查之前即对英国当局提出控诉一点，提出强烈的抗议。
看来英国人也以撇清责任为第一要务。但是在这里，英国人要想完全撇清责任也是行不通的—即使在飞机出事的问题上他们没有直接的责任，调查事故原因，他们的责任也无可推卸。
4月17日，印度航空公司发表声明说，据3位生还的机组成员报告，使飞机失事的爆炸和起火是“由于同飞机本身的构造完全无关的外来原因造成的”。
飞机从曼谷飞香港的时候还好好的，从香港起飞之后爆炸，这个“外来原因”只能产生在香港。而当时香港的治权在英国，他们怎么能没有责任呢？
香港当局在飞机出事之后的不承担责任和不作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中国新闻媒体连续发表了中国各界人士的谈话，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调查破案。
英国人却感到不满。4月26日，杜维廉代办来见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说，对中国新闻媒体对英国当局的指责，英国政府很不满意。
但是在飞机出事之后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港方一直没有作为，也太说不过去了。
责任是推不掉了，英国人还要找个台阶下。杜维廉提出：希望中国政府能将飞机失事前所说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可能找麻烦以及事件发生后断定飞机是被破坏所根据的情报，提供给英方，以便利香港当局的调查。
意思是说，我要调查了，但是你得给我提供情报。
中方给不给呢？
联手印度
周总理的态度很明确：给。
但是不直接给，而是通过印度方面给。
联手印度，既是当时客观环境的需要，也是这场外交战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招妙手。
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客观条件，对中国相当不利。外交部进退失据，英国人的老奸巨猾拖延耍赖，将“克案”做成了僵局。台湾媒体甚至造出了“克案”是中共“自导自演”的舆论。
且不说失误造成种种被动，就说策划组织这起血腥谋杀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远在台湾，我们也鞭长莫及。而实施谋杀的国民党特务，虽然近在香港，可是对那块中国领土，我们还没有收回主权，没有治权。当时对香港行使治权的英国又推三阻四，不承认爆炸案是国民党特务所为，迟迟不采取任何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凶手一一抓捕归案，绳之以法，完全没有可能。但是为了世间公道，从实际出发，中国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目标，就是迫使香港当局采取行动，展开调查，让“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被炸的飞机属于印度航空公司，死难者中有5位印航机组乘员。这就使得印度和中国一道成为这桩谋杀案的受害者。
和成立还不到6年的新中国比，印度与英国的关系要深得多，国际影响力也大得多。拉住同为受害者的印度促使香港当局采取行动，不仅为中国的诉求壮大了声威，而且也使中国和英方打交道既有了回旋余地，又有了见证—通过印方向港方提供我们掌握的情报，印度政府会了解实际情况，香港当局也无法赖账。
同时很多情况也可以通过印度的媒体传播给世界。
一举几得，确实高明。
早在4月14日，刚到仰光的周总理在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见时，就谈到，中国、印度应共同促使英国政府指令香港当局破案。
4月26日，仍在印尼访问的周总理告诉尼赫鲁：中国政府获悉，蒋特是利用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破坏飞机的。香港当局应从机场地勤人员中查明凶手。当晚，尼赫鲁函告周总理，他指派调查飞机案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尔·纳·高氏已到雅加达，即去香港。
4月27日，周总理在印尼会见尼赫鲁和高氏，重申：如果英国政府真有破案的决心，中国政府准备提供英方信中所要求的材料。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万隆会议本身的日程，以及当时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形势，有多么紧张。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只有6个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余对中国都怀有深深的敌意或疑惧。周总理既要参加大会，做大会发言，又要一个一个和这些国家的代表交往，做工作。那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历史的记录表明，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始终在关注并部署着“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侦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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