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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会议前周恩来是否得到暗杀情报
赢得主动
奉派代表周总理和中国政府赴香港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代表高氏一起调查此案的，是时任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的先父熊向晖。
5月7日，周总理回到北京，8日下午即约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和应邀来京的高氏。总理请赖嘉文告诉尼赫鲁再转告英国首相艾登，希望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在调查飞机失事一案上给予合作，并表示“中国愿意提供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和今后调查所可能得到的材料”。5月12日，周总理将《向香港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的中、英文本交给高氏。此份情报已经指出此次暗害活动的主持者、指挥者，以及具体执行者即香港启德机场检修飞机的地勤人员周驹。5月15日晚，周总理接见杜维廉，告之中国政府准备派一位代表与高氏5月17日去香港，通过高氏与香港当局联系。
5月15日夜，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亲自向时年36岁的熊向晖交待任务：高氏代表尼赫鲁，你代表我和中国政府。你把新的情况经过高氏提供给香港当局，把高氏转告的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报回。总理强调：代表不是传声筒，特务案件不同一般。如果你认为香港当局的处理有问题，时间允许就报回请示，时间紧迫就马上向高氏表态。此案复杂，不但涉及蒋，而且涉及美国和英国，所以一定要联合印度，共同促使英国破案。印度也是受害者，但是看法和态度不一定和中国完全一致，要参照统一战线原则来处理。担负责任和行使权力的是香港当局，我们只是处于协助和合作的地位。这个交待，清晰而理性，有效地指导了熊向晖后来在香港3个月的工作。
距5月17日离京赴港，熊向晖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虽然是仓促上阵，准备却相当充分。由李克农、罗青长、章汉夫、黄华在5月16日分别向熊向晖介绍情况，并取得英国代办处给他和助手及译电员3人一个月的香港签证。当晚，周总理约见赖嘉文和高氏，黄华与熊向晖参加。
在一天的准备中，熊向晖注意到周总理5月9日下午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时对英国政府提出的5点破案要求，其中包括：中方提供的材料不得透露给港英当局的华籍职员和与美国有关系的外籍职员;对材料中所提人员应予监视，防止逃跑;对关键人员进行审讯等。
事后证明，这几点要求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言之有据，十分必要。
从联手印度到对英国政府提出这几点破案要求，周总理已经彻底扭转了“克案”初期的被动，赢得了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动。
5月17日，熊向晖及随行人员和高氏乘中国民航飞机到广州，5月18日，他们一行由广州乘专列到深圳，之后抵达香港。抵港不久，高氏即将我方提供的情报面交港督葛量洪。
当晚，英警偕华籍译员按我方开列的12人姓名住址搜查。对其中4人分别拘留、逮捕或监视，5人未找到，而凶手周驹则于当天上午乘陈纳德航空公司的飞机“偷渡”台湾。
5月19日，高氏将头晚抓捕情况告知熊向晖。熊当即表态：一，证明中国政府提供的情报完全正确，证明飞机爆炸确实是蒋特所为。二，香港当局应竭力追回周驹。熊并提出四个问题：一，为什么周驹恰巧在高先生和我到达香港这一天逃走？二，飞机怎么能有人搭乘偷渡？三，按国际惯例，陈纳德的公司有责任把偷渡者送回香港，为什么会让他到了台北保安队手里？四，香港当局说，周驹在5月18日上午10时16分从启德机场下班，又说他5月18日上午10时乘美国飞机逃走，两次时间和事实为什么不一致？
高氏说，前三个问题他也想到了，但是他忽略了第四个问题，没有注意到那个16分钟的时间差，认为熊向晖比他高明。
高氏和熊向晖合作愉快，但是其中不无反复。主要是高氏一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中间人，对这个任务沉不下心来，待不住。
刚到香港后，高氏认为，中方情报已提供给港方，此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港方可与熊向晖直接接触，他的中间人任务即可结束。熊向晖告诉他，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都非常关心此案，工作刚开始，你我是各自政府委派的代表，你不应以中间人自居，更不应中途退出。我与港方接触，一定要通过你。
案件有了一定进展之后，高氏又对熊向晖说，港方对蒋特破坏及中方提供材料的正确性毫不怀疑，决心破案，并在更大范围将香港国民党特务坏蛋搞干净。他现在对破案信心倍增。他认为中方提供的情报已足以使港方据以破案，他对破案已无可帮助，建议熊信任港方，让他回国。熊向晖则对他说，我们的行动都应听从本国政府的指示，我无权答复你是否现在回国。作为朋友，个人建议，在印度舆情激昂的形势下，你不宜急于摆脱印度政府交给你的任务。
这两次熊向晖对高氏的表态，都及时报回北京，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5月24日北京给熊向晖的电报中指出：通过高氏转达我们与港方之间的情况和意见，比我们直接与港方发生关系有回旋余地。可告他奉周总理指示，感谢他在这一案件上的努力，希望他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继续在港与你合作，直到破案为止。这是中印友好相互信任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印双方争取改善中英关系的一个实际做法。
熊向晖将北京来电告诉高氏后，高说，周总理对他的夸奖及要他继续留港是对他的极大信任，是对他的莫大荣誉。他将立即报告政府。对总理说中印关系的话，极感兴趣，要熊向晖允许他以适当措辞告诉港督，从中英关系的角度加强港督破案的决心。
由于周总理亲自抓了对高氏的工作，高氏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对办案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中间人变为当事人。当年8月中，由于英方明显有包庇案犯的嫌疑，办案不力，中方决定召回熊向晖，给英方施加压力。此时，和熊向晖一起在香港已经将近3个月、曾经数度要抽身而去的高氏，却主动提出单独继续留在香港，观察情况。
高氏是印度的高级情报官员，精明干练，对尼赫鲁和后来的英·甘地夫人忠心耿耿。在办理“克案”过程中，周总理联手印度前前后后做的工作，令高氏十分钦佩。这样的工作使他不仅愿意出力，而且愿意尽心。周恩来的外交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真相终于大白
熊向晖回京一个星期之后，高氏于8月26日从香港来到北京。第二天，周总理就见了他，之后又请他再餐叙。
9月2日，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向章汉夫副部长提交了周驹的罪证摘要，其内容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系台湾特务机构指示周驹所为。香港当局9月3日发表声明，也证实了这一点，并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交回香港受审。9月4日，英国驻台湾淡水领事赫尔曼面见国民党台湾省“主席”严家淦，要求将犯罪嫌疑人周驹交回香港当局。
尽管台湾当局不敢交出周驹，但是此案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密谋“克什米尔公主号”谋杀案的所有凶手，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在与印度联手促使英方港方破案的过程中，一大批混进香港警署乃至政府机构的国民党特务被揭露和清除。所以，熊向晖在总结此案时，认为，这个案件“凝结着周总理的心血和智慧，在案发后的不利局面中，周总理联合印度向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进行了坚决而又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
时隔56年，“克案”仍然不失为外交危机处理的一个典范。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的人对工作对同志的态度，掌控全局处理危机的能力，以及能否把工作做到人心里的水平。
（作者系原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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