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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被窃听的中国政要

作者:苏山/辑 来源:《博客天下》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08日 点击数: ( 字体: )

 
  这场犹如电影特写镜头的会面为“四人帮”的覆灭打下基础。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被隔离审查。当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发生时,邓小平正处于“禁锢”状态。他的女婿贺平带来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因担心家里被安装了窃听器,全家人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贺平讲完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根据中国安全保密检查组的调查,对方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在中国政坛,还有一个领域经常发生窃听事件,那就是外交。
 
  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就曾遭遇窃听。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但是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之后,苏联方面的表现并不热情,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担心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会影响到苏联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签订新条约态度冷淡。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次行程时也颇多怨言,“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和他(指斯大林)吵得很厉害”。
 
  而当毛泽东听说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时,就更生气了。但正史中并未披露安装窃听器的细节,只是在一些论坛上可以找到“此事与赫鲁晓夫有关”的简单解释。
 
  1970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疑心颇重的阿方在中国驻阿使馆里安装了窃听器。根据中国安全保密检查组的调查,对方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循着窃听缆线,中方安全保密组人员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全馆。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方与英方开始就香港回归祖国进行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英双方斗智斗勇,还不时玩一把“窃听与反窃听”的游戏。亲历香港回归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就提到,香港回归前期的筹备工作大都是在深圳进行的,因为“新华社在香港跑马地的工作地点不那么安全,许多地方被安上了窃听器”。
 
  1984年7月,英方谈判代表来到北京,被安排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一名叫做杰弗里·豪的代表说:“不要在屋子里谈,屋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咱们到外边,找个大树底下谈。”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对此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窃听器。”
 
  但中方似乎并没有窃听来宾的“嗜好”。在美国因“水门事件”(在政治对手住处安装窃听器)而引咎辞职的第一位总统尼克松,首次破冰访华时亦是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曾任中国驻英国代办的熊向晖以周恩来总理助理的身份,参与了尼克松访华前后的中美会谈。他说,毛泽东特别指示:中方不安窃听器,也不搞录音。
 
  9月,在飞机送达北京试飞时,中国官员发现飞机发出“古怪的嗡嗡声”,因而展开搜查,并探测出隐藏的窃听器。
 
  2002年初,媒体曝出江泽民的专机被检测出有27个监听器。此专机系从美国购买的波音系列,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空军一号”计划的流产。
 
  购买这架飞机的消息,是在2000年7月由新华社对外公布的:
 
  “日前,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公司和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已与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在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总部)签署了一架波音767-300ER飞机的购买协议,此架飞机经过进一步改型,安装贵宾舱后,将作为中国的‘空军一号’,成为中国国家元首的主要空中交通工具。”
 
  就在中外记者密切关注中国“空军一号”何时首飞之际,中新社发文称,中国情报官员在一架美国制造、准备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专机的波音767型飞机上,发现了27个窃听器……
 
  新华社也报道说,该架波音767飞机,是中国政府向波音公司购买,然后送到美国圣安东尼奥机场,由数家飞机工程公司进行内部装修。
 
  装修工程于2001年8月完工。9月,在飞机送达北京试飞时,中国官员发现飞机发出“古怪的嗡嗡声”,因而展开搜查,并探测出隐藏的窃听器。
 
  中新社报道说:“这些窃听器设计精密,体积微小,并且是由卫星操作控制,绝非在普通商店所能买到。”
 
  此后,有关这架波音767-300ER专机的消息就很少了,中国“空军一号”再无人提起。而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回应此事时说,“如果确实有人要对中国搞窃听的话,我要说的是,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对中国进行窃听是没有必要的”。
 
  此事发生之际,正值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准备访华。但“窃听”并未影响到当时的中美关系。一个月后,小布什如期会见了江泽民。
 
  2005年,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应邀在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演讲完毕,有美国记者就窃听一事发问,李肇星答道,“我们买什么,美国就应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都不要。”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文章主标题为《蛛丝马迹之于历史》,作者巴人,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作者苏维民;及新华社、中新社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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