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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60年外交战略考量：解读几代领导人时局判断
章百家：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出现了摇摆，但当时美国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其实很小。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不可能在欧洲实行反共的遏制政策，而在亚洲却与一个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妥协。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取得彻底的民族独立，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因此，中共也不会谋求同美国妥协。
朝鲜停战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估计是国际局势将趋于缓和。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地向美国作出了缓和的姿态。1956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专门加了一段话：“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又在大使级会谈中就消除两国的贸易障碍、促进人民往来和开展文化交流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草案。然而，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没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回应。
玛雅：这样说来，“一边倒”格局的形成，不仅是新中国根据形势所做的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对中国革命所作反应的结果？
章百家：是的，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一种互动的结果。不过，我想补充说明，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大战略，“一边倒”的提出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中共建政前后，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才能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在这方面，民国初年中国外交所遭受的两个重大挫折，给了中共领导人深刻的历史镜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两个目标：一是争取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二是使各国逐步免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两个努力都遭到了失败。孙中山于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辞去了大总统职位，让位于被列强看中的袁世凯；中国在收回国家权利、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遭受的挫折更为惨重，最突出的事件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
这些失败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经过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日益成为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二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运动。中国革命者把自己的期望转向俄国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正当中国人为在巴黎和会上遭到的屈辱义愤填膺而又感到孤立无援之时，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表示，愿意放弃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些允诺后来并没有兑现，但强烈的对比使中国人相信，苏俄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挚友。
新中国成立之时采取“一边倒”方针，一方面，强烈地反映出中共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告别百年屈辱历史的决心。中共领导人认为，新中国要建立起新型的对外关系，就必须迅速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
从“一边倒”到“反两霸”
玛雅：进入60年代，随着中苏矛盾不断激化，中国外交从“一边倒”进入“反两霸”时期。这也是一种因应时局变化的战略选择？
章百家：与“一边倒”不同，“反两霸”并不是在对形势作出冷静清晰的判断后作出的战略选择，而是在中美关系僵持、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多少有些即兴之作的成分。
玛雅：为什么这么说？
章百家：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世界形势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10月，中国报刊公开呼吁：“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这种对形势的分析以及据此提出的任务，今天看来几近荒诞。
这个时期，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高估了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偏差致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日趋激进，试图在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使中国完全以现存国际秩序挑战者的恣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结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削弱了，“革命不能输出”的信条不再被认真遵守，对外援助也不再量力而行，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的许多实际利益被弃之不顾。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为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斗争都是必须加以肯定的。正是因为中国敢于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才得以在冷战的大环境下逐步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
玛雅：从积极的方面看，可不可以说，这种独立自主、不畏强权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为后来的外交和战略调整奠定了基础？
章百家：的确。70年代初期的外交和战略调整，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一支主要的国际力量积极参与调整，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其中。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紧迫的安全问题。经过50年代后期以来十余年的发展，中、美、苏三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最大的和直接的威胁。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促使毛泽东、周恩来不得不重新思考外交和战略问题。按照他们的布置，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建议：利用美苏矛盾，缓解中美矛盾，力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联合美国，抗御苏联霸权主义。
玛雅：美国人说，是尼克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很多中国人大概也这么认为。事实上，打破中美关系僵局，中国并不是被动的。这是一个双向选择，双方都有各自的利益需求。
章百家：1973年，毛泽东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次年，又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这是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变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而此前基本被局限在半个舞台上。这一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它与当时“左”的意识形态严重背离，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更重要的是，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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