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李鸿章是怎样密谋两广独立的？

和孙中山不同，李鸿章并没有什么“两广独立”的念头，

有的只是设法“罗致”孙中山以为我用。

 

李鸿章“罗致”孙中山的活动，见诸载籍的，一共有三次：1899年冬为第一次，第二、三次则在1900年春夏。这三次是一脉相承的。

 

1899年11月24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各埠考察商务。据《清史纪事本末》说：“时因上年八月南洋、美洲、日本等处商民，屡有申请帝安及归政之事，联署以万数千计，特命鸿章前往各埠，宣布太后德意，及两宫和好，劝侨民勿听党人煽惑。”这里所谓“党人”，系专指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及其领导的保皇党。慈禧视康有为及其保皇党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当面指令李鸿章“设法捕逆”。李鸿章本来是同情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领导的维新运动的，但因时迁势易，现在既“管商务又奉密旨，不能漠视”。他特地奏明将“设法捕逆”之事，“仍交”刘学询等“妥办”。既然说是“仍交”“妥办”，那就无疑表明在此之前刘学询等业已承担了“捕逆”的重任。其实，早在7—9月间，刘学询出访日本的使命，就是“明以振兴商务，暗以访拿康逆”。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在“面奉懿旨”之后，就把“设法捕逆”的希望寄托在刘学询等人的身上。可能是由于这位与孙中山“有同邑之谊”的刘学询的献策，李鸿章才决定“罗致”孙中山来对付康有为的。李鸿章鉴于康有为尊皇复辟严重威胁慈禧的宝座而为慈禧所不容，孙中山虽然倡导反满革命但因众寡势弱对清王朝尚未构成直接威胁而不大为慈禧所重视；孙中山熟悉“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是一位有改革进取精神的青年；因而认为“罗致”孙中山既能得到慈禧的允准，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改革和振兴；又能离间孙、康两派，以孙制康，消弭革命和镇压保皇党。因此，李鸿章与刘学询等往返电商，急迫之情跃然纸上。11月27日李鸿章《致上海虎城》电中说：“孙已到否？康已离港否？究在何处？望查明随时电知两广密捕是确。”28日刘学询复电：“孙函约尚未得复。康仍在港。英捕忌厘家，饬广密捕。沪上各报已播传，恐打草惊蛇，蹈上年李盛铎覆辙。并恐碍孙办法。询现拟得到回音，即先赴粤，可否请奏饬粤暂缓，俟询到商妥再办。”29日李鸿章致电刘学询：“孙未复，或尚迟疑。粤早奉电旨，难再饬缓。拟赴粤，有何办法？”30日刘学询致电李鸿章：“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上瞒港官串巡捕，如劫盗行径，与国事无涉。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远扬，相机必得。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逆闻此次诏捕外窜。”当日李鸿章即复电刘学询：“用诱用掳，能生获尤妙。瞒港官串巡捕，除此祸根，有俾国事，兄勉为之。逆闻诏捕，乃意中事，难保不外窜。欲请赴粤面陈，恐来不及。孙无来信，何也。”上述电报表明：一、李鸿章是通过刘学询函约孙中山的；二、李、刘企图“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止康有为离港“外窜”；三、李、刘议定对付康有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瞒港官串巡捕”，收买港澳“可用之人”，“相机”下手；四、孙中山既未复信，也未前来，因而李鸿章第一次“罗致”孙中山的活动，就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李鸿章并没有因此而死心，到了1900年春夏，再次展开了“罗致”孙中山的活动。这是前一次“罗致”孙中山活动的直接继续。当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刘学询为李鸿章的幕僚。据冯自由记述：庚子夏，刘学询“闻港督向鸿章洽商广东自主事，遂向鸿章自告奋勇，谓渠与孙某认识有年，如傅相有意罗致，渠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等语。鸿章颔之。学询遂即贻书总理，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揆诸史实，冯自由的说法可谓真假参半。李鸿章确实是通过刘学询函约孙中山的，目的在于“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但是，诸如刘学询在港督策动“广东自立”之后向李鸿章进言、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云云，却是虚妄的。因为港督卜力于4—6月间在外地休假，直到7月2日才回到香港；孙中山早在6月8日即因事前接到刘学询等人的信函而启程离日赴港；在孙中山离日前，北方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北京，清廷尚未决定招抚义和团，列强尚未大举武装入侵，这种局势绝不能导致李鸿章倾向“粤省独立”。其实，李鸿章所以有意“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考虑。据内田良平回忆说：义和团兴起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对维护广东的治安深感畏惧，他生怕孙中山、康有为率军乘战乱之际，相互提携共同举事。他事先对孙中山采取了怀柔手段，以免与康有为一致行动。为此让驻东京的公使向孙转达李的意图：‘值此国家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计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随后又派遣特使前往。孙中山答称：‘拟先派代表赴广东，然后可以考虑亲自返粤的问题。’特使返回广东复命后，拍来一封电报说正在等候代表启程来粤。于是，我和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三人便作为孙的代理人前往广东”。宫崎等人在广州与刘学询会谈，提出两项要求：“对孙中山所定的罪名应予特赦，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希给予贷款十万两”。刘学询说：“贵方的意见将马上回禀总督。至于贷款十万两的事，学询可以办理，明天即可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部分容后送上。”李鸿章答复说：“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予以特赦。”内田良平是陪同孙中山离日返港并参加与刘学询会谈的日本友人，他虽然在个别细节的忆述上难免有所疏漏，但对亲身经历的事实所作的忆述应当说有较大的可信性。证之以有关史料和李鸿章此间的电稿，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与镇压康有为和保皇党有关。据《清史纪事本末》说：慈禧“太后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患之，以华商多粤籍，乃使鸿章督粤，以从事于镇压”。李鸿章也声称“奉懿旨捕康梁”。正是基于镇压“康党”的需要，慈禧还将与“康党”势不两立的刘学询交给李鸿章“差遣委用”。此后，清廷加大了对“康党”的打击力度：1899年12月19日诏谕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明正典刑”；1900年1月24日下诏以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阴谋徐篡大统，史称“己亥建储”；2月4日下诏悬赏十万两白银，严缉康、梁；2月11日命李鸿章铲平康、梁“广东本籍坟墓”。这些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为消灭保皇党、废黜其“圣主”光绪所采取的重要步骤。保皇党深感时局艰危，急谋对策。梁启超明确指出：“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星火。”他同康有为函商密议，决定推进“武装勤王”计划。他力主先夺广东，建立政府，争取外援，“抚绥内政”，然后挥师北上，“去救皇上”。梁启超坚持取粤，势必同李鸿章发生冲突。李鸿章接篆视事以后，就把在两广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作为当务之急。他鉴于“广东盗匪日炽”，特地于3月14日上奏表示“拟酌筹经费，添募勇营，分别防捕，并请暂复就地正法旧章。得旨，广东盗风猖獗，亟应设法严办，该署当饬派出提镇各员，实力搜捕，毋稍玩弛”。李鸿章担心保皇党以香港为基地，联合“内匪”“武装勤王”，袭击省城起事，从而破坏两广的稳定，危害自己的前程。他的这种恐惧心情，屡屡反映在他的电稿中。

 

3月26日《复译署》：“探闻香港衣局承做勇衣、战裙各三万余条，限期取用。名为新党勤王，实欲袭城起事。所联会目甚众，所筹会银甚巨。已令刘学询赴港细访，密商港督查禁。”

 

3月30日《复译署》：“海外各口，粤人为康、梁所煽惑，恐与内匪通气，时须多方禁遏。”

 

5月20日《寄柏林吕使》：“康逆党勾串内匪作乱，港澳所存军火枪械，连日提省，闻该党径赴德国另行采办。署奏本应由驻使查察，务祈密谕各厂设法查禁，勿任奸商偷运济匪为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清廷和李鸿章都把防止“康逆党勾串内匪作乱”作为中心议题，清廷既没有悬赏缉拿孙中山，李鸿章在电稿中也没有涉及兴中会。对此孙中山似乎有所觉察，他说：“清政府在康有为公开致力于种种运动或采取恐吓政府的手段之际，对他的党派抱有严重警惕，并因而对我们党派的注意逐渐放松，这在某种速度上正是我党的幸事。”孙中山抓住清政府放松警惕的时机，一面筹议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一面设法“暗中联络”“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力图通过暴力或和平手段“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面对此情此景，李鸿章惟恐孙中山和康有为乘北方战乱之机，联手合作共同举事，进攻广州，因而与刘学询合谋，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手段”，企图“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以便对付保皇党和消弭革命威胁，稳定两广政局。正因为邀请孙中山来粤是一种“怀柔手段”，所以李鸿章在答复宫崎等人的要求时，就明确表示“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予以特赦”。既然“要奏请西太后”“特赦”孙中山，那就无疑说明李鸿章“罗致”孙中山并非是为了脱离清廷而搞什么“两广独立”。

 

从6月下旬至7月中旬，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义和团大批涌入北京，清廷对义和团改剿为抚，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犯天津；6月18日李鸿章接到“迅速来京”的“电传谕旨”；6月21日清廷下诏对外宣战，李鸿章“首倡不奉诏之议”；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代表与驻沪各国领事商订《中外互保章程》，李鸿章致电支持，并表示自己“在粤当力任保护疆土”；7月2日在外地休假三月的港督卜力回到香港，开始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诚实的掮客”。应当说这个时期是李鸿章最有可能萌生“自立为王或是总统”念头的时机。然而，事实证明，李鸿章并没有乘机“造反”的言行。李鸿章所以接到“迅速来京”的“电传谕旨”后整整拖了一个月才启程北上，一是为了奏请慈禧“先定国是”，即改变“联拳灭洋”的方针，“先清内匪，再退外兵”；二是为了疏通外交渠道，争取各国维护清朝统治和承认自己作为清朝全权代表的资格。7月12日李鸿章宣称即将遵旨北上。7月17日李鸿章北上途经香港与卜力会谈时，“不仅不提和孙中山约会的事，反而力劝总督禁止颠复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进攻广州，并询问“英国希望谁当皇帝？”他认为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如果所有公使被杀，列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他推测列强将选择“一个汉族人”。英国殖民部据此推断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其实，李鸿章这番议论的本意，并非觊觎皇帝宝座，而是乞求英国不要抛弃慈禧，所以他接着就明确表示：不管慈禧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当李鸿章拒绝卜力挽留之后，陈少白仍不甘心，登上李鸿章坐轮，企图请随行的刘学询再次进言。刘氏无可奈何地表示：李鸿章“意志坚决，无法劝阻”。凡此种种，充分说明，李鸿章根本无意搞什么“两广独立”，“卷进南方的分离主义的冒险中去”。

 

当然，这并不是说李鸿章彻底抛弃了“罗致”孙中山的想法。8月末孙中山专程从日本回到上海，会晤刘学询，并由刘氏陪同往见李鸿章。李鸿章对孙中山说：“明年余当到北洋，届时方可回国任事。”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议和全权大臣的李鸿章，深知自己的当务之急是进京议和，明年才能回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所天津，届时希望孙中山“回国任事”。这显然不是筹议“两广独立”，而是“罗致”孙中山来津听命。

 

李鸿章意在“罗致”孙中山为清政府效力，而孙中山争取李鸿章则是企图搞“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宗旨对立，导致孙、李合作终成泡影。李鸿章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仍然忠于清廷而无意搞什么“两广独立”，是由许多主客观因素决定的。

 

（一）李鸿章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从而成长为纲常名教的信徒。在他的头脑里，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

 

（二）李鸿章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李鸿章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李鸿章“安内攘外”，维护大清王朝的稳定。李鸿章凭藉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李鸿章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

 

（三）李鸿章虽然因为“政府悖谬”、各国“兴师动众”、大局“危在旦夕”而深感忧虑，但仍断定“联军不足亡中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袁慰庭柱山东，香涛、岘庄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不致一蹶不振”。既然看到“联军不足亡中国”，清朝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几位强有力的汉族督抚继续效忠清廷，李鸿章还怎敢冒险独树一帜呢？

 

（四）李鸿章懂得军队的重要性和有军则有权的道理，认为“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另图其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他既清楚过去支撑自己权威的北洋海陆军早已在甲午战争中溃灭殆尽，现在自己身边没有一支强有力的亲信部队；又清楚孙中山众寡势弱，无法提供足以成为“两广独立”后盾的军事实力。

 

（五）李鸿章特别关心并设法探听英、法、德、俄、日本等国“政府注意所在”。他发现香港总督卜力策动“两广独立”，而英国外相索尔兹伯理却声称“英政府注意专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产业，绝无乘机强令中国变易政体、家法之意”。这种矛盾现象，使李鸿章感到困惑。其他列强究竟对中国抱有何种意图，李鸿章也感到茫然。不了解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注意所在”，没有得到英国和其他列强的切实保证，李鸿章是绝不敢轻举妄动的。

 

总而言之，面对风云变幻的中国政局，阶级命运和个人得失的考虑以及其他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驱使李鸿章继续效忠清廷而没有引发叛逆的思想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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