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开放：天子脚下的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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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曾国藩失手天津、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这年（1870年），代理“三口通商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向中央建议：“三口通商亦不必专设大员，所有洋务海防均宜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他刚刚参加了天津教案的处置和谈判，对此深有体会，认为直隶总督兼任通商大臣，更能调动资源。

　　不到一个月，中央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上谕中明确宣布“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责专成”。自此，“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新设“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权限扩大到了“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之牛庄关”，并且，直隶总督不再常驻保定，而是“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保定），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如此一来，天津的地位迅速升格，从众多通商口岸之一升格为省会，跻身华北地区的政治中心，而原先的省会保定则被迅速边缘化。本来就已经是“八督之首、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权限迅速扩大，从一省的军政、民政扩展到了外交事务。

　　此时的大清国，虽然京师驻了外国使节，但继续奉行“外交”外办的原则，尽一切可能将夷人们阻挡在天津这一“国门”，不入京师，因此，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不同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还被授予了代表国家缔结对外条约的大权，成为事实上的大清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天津也就分享了北京的部分首都功能，成为半个首都。晚清五十年，“中枢”一词，绝非仅指北京，而多少必须包含天津在内。

　　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就顺势成为首任北洋大臣，进驻天津。而他一手缔造的“淮军”部队，也在完成了剿灭捻军的任务后，获准驻扎在直隶地区。至此，李鸿章开始同时掌控京畿的军政、民政和外交，权倾朝野，天津果然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

　　这座城市与李鸿章一道，进入了飞速发展。

　　“阿拉”天津

　　上海是一座从内到外穿着“西装”的城市，而天津则在“西装”的外套之下，依然长袍马褂……

　　从明代建城开始，天津的定位首先就是 “北拱神京”，至于“南达江淮、东连沧海、西引太行”等，都是第二位的。天津既是北京的保镖，也是北京的保姆，“拱卫”之外，还必须做好各项服务和配套工作。

　　但是，北洋衙门建立之后，天津就突然一跃而成为北京的“合伙人”，尽管股份很小，却分流了北京作为“首都”的部分功能。北京与天津，本来就是一体，之前是“从属”关系，北洋时期更趋“互补”关系，共侍中枢：北京讲政治、天津做经济；北京管内政，天津干外交；北京搞斗争、天津忙建设；北京能进取，天津可避难……

　　这种与最高权力亲密无间的关系，显然是大清国其他任何城市（包括正在迅速跻身“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所无可比拟的。

　　此时，正值大清国的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以恭亲王和两宫太后组成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不足30岁，却试图引领这个古老帝国穿越千年迷雾，挣脱内忧外患。

　　天津及整个直隶地区，因缘际会地成为帝国改革的示范“特区”。在南方已经略试身手的李鸿章，站在其恩师曾国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脚下实现了“洋务运动”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无论是军工生产（天津机器局）、煤矿开采（开平矿务局）、铁路交通（唐胥铁路、津沽铁路）、电报通讯（天津电报总局）还是新式教育（水雷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天津几乎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力，引领全国潮流，甚至远超上海、南京。

　　李鸿章之后，天津的改革在经过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的短暂停滞后，继续推进，到袁世凯当政时期，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不仅在经济改革方面，同时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袁世凯本人也成为全球关注的著名政治家。

　　在帝国改革的复杂天平上，帝辇之下的天津除了充任先锋之外，似乎还是一个平衡砝码：与北京相比，它更讲经济、更为务实；而与上海相比，它更讲政治、更有方向。两手都在抓，两手都要硬，那种分寸和尺度的拿捏，绝非等闲。

　　津沪双城，是帝国改革开放的两个标杆。

　　上海的“国际特色”更为浓烈，经济上以外向型为主，洋行充斥，甚至大量的国内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股市后，炒作的股票也多非本土所产；天津则有着更为浓烈的“大清特色”，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内资，而且是国资。外贸方面，天津虽然一直屈居上海之下，经上海转口的外贸长期高居其外贸总额的70%左右，但到了袁世凯时代，以天津为核心辐射“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的经济格局成型，天津脱离了对上海的贸易依赖，与上海、广州鼎足而立，成为中国北方当仁不让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

　　在政治方面，上海的租界当局宛如“联合国”，其在上海的影响力远超帝国政府，强龙压住了低头蛇；而在天津，除了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帝国政府牢牢地掌控着这里的一切。在帝国复杂的权力金字塔中，天津高高地凌驾于上海之上。终清一朝，上海最终也只是个地市级别（“上海道”）；而天津则不仅是直隶的首府，而且贵为“半都”。

　　当然，津沪的差别，并非人为，而是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看，晚清变革年代的津沪城市竞争，更像是一场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的变革竞赛：

　　天津更多地代表着本土主导的“改革”，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努力保持着血统的纯正和帝国的脸面；而上海更多体现的是外力推进的“开放”，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血儿，更像是浦江上的一块飞地；

　　上海是一座从内到外穿着“西装”的城市，而天津则在“西装”的外套之下，依然长袍马褂；

　　上海能提供给大清帝国的，是与世界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及关税等利益上的实惠；而天津能提供的，则不仅包括“里子”，更包括自力更生、坚定地建设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面子”和自信——对于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自信”实在也是一种生产力……

　　在帝国眼中，“阿拉上海”实在是句空话，上海其实更属于世界、属于THEIRS，而天津才可说是真正属于“阿拉”、属于OURS。　（本文已刊发在1月3日《新金融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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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雪珥来源：《新金融观察》发布时间：2011年0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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