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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民饿死过千万：大清国如何渡过“三年自然灾害”？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在一场200年不遇、死亡过千万的大灾面前，却没有伴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究竟是什么令大清帝国躲过了这致命的挑战？
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
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大量山西灾民“走西口”。
天津城被大量的灾民和大量的赈灾粮填塞得满满的。
灾民们操着南腔北调，除了来自直隶本省的，也有不少来自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而赈灾粮则是因为交通的问题，无法及时输送到各地，大量积压在天津，“米至天津竟为止境”。
从1876年到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直隶在内，整个华北地区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震撼整个世界。
这场“三年自然灾害”，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动乱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坐镇天津，调动各种资源，应对这一艰难挑战。
而令国内外大跌眼镜的是，从来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除了局部地区的治安事件之外，灾区显示了罕见的宁静，没有人趁机揭竿而起、问鼎中原。
大清国这艘靠“裱糊”而艰难挣扎的航船，是如何渡过惊涛骇浪的？
人间地狱
水利失修、仓储荒废、良田尽种罂粟，这场大灾难实际上就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总爆发，是严厉的“天谴”……
对于大清国来说，1876年绝对是流年不利。
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两省损失犹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出现大面积干旱，部分区域颗粒无收。随后，蝗虫覆盖了直隶省的大部，包括天津在内，蝗灾过后，一片狼藉。
第二年（1877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光顾。脆弱的储备粮体系立即崩溃，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十年前遭受战争灾难（捻军之战）的区域。山西和陕西两省，因交通困难，受灾尤重。“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百姓像野兽似地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英国外交报告）吃人已非个别现象，人们组合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中央派往山西赈济的阎敬铭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
直隶“保定以西，河间以南，旱蝗相乘，灾区甚广……春间犹采苜蓿、榆叶、榆皮为食，继食槐柳叶，……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
河南“全省灾区缺粮，不特无树皮草根可挖，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道瑾相望。” 灾民们“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甚至出现了“易子析骸之惨”。
陕西“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灾荒如此严重，其原因固然首在“天灾”，但“人祸”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自内战平息之后，虽然李鸿章等官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但官场腐败，导致不少水利设施形同虚设。更为致命的是，平时常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因战乱频仍和官员腐败，出现了大面积的“亏短”，这导致千百年来最为关键的国家储备粮制度在灾难面前毫无作用。
“丁戊奇荒”发生后，河南巡抚兼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上报中央，请求从省外输送救济粮。而按照官方的统计资料，河南本地的“常平仓”里应该有95万余石谷，却几乎是空仓。各受灾省份情况大致相仿，尽管报表年年做，“卫星”年年放，粮仓中却空空如也。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大灾面前，灾区的干部们还算是正视困难，没有打肿脸充胖子，为了圆之前的谎言而拿百姓性命开玩笑。各地纷纷奏请中央，告急求援。
滥种罂粟，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鸦片之毒，大清国但凡有识之士无不切齿，但吊诡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地方政府到农户，都大力种植这种“钱”途远大的“经济作物”。曾国藩之弟、山西巡抚曾国荃指出：“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他的继任人张之洞刚到山西便指出：“晋民好种罂粟……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陕西、宁夏等地情况也都差不多，最好的田用于种鸦片，粮食生产则几乎完全被忽略，依赖从外地购买粮食。时人认定，这正是造成“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申报》上的评论痛心疾首地说，正因为这些地方“贪眼前之厚利，不思久远之良谟，所以上天降此大灾，令彼饥黎饿殍载道。”
“丁戊奇荒”，的确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大爆发，是一次严厉的天谴。
应急机制
这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内战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
灾难爆发之后，大清中央的行动相当迅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抗灾事宜。
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机制，往往被西方观察家评为“东方专制主义”，充满了反面评价。但是，在灾难面前，这种机制也有着强大、有效的动员能力。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研究了乾隆初年的直隶救荒及康乾时期的“常平仓”系统后，认为中国因此而具备了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他认为，明清时的中国，把农民的物质福利作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重大的问题，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从粮价、气候和降雨资料的搜集（雪珥注：各地官员上报晴雨表是一项法定的日常工作），到数百万吨粮食仓储系统的维持，能够大大减轻自然灾害对普通人民的打击烈度。
其实，魏丕信所未能参透的是，即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这种机制在大清国也是必不可少的。“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不仅是福利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民众相信饭碗，而不相信口号，让百姓有饭吃，自己才能有位子坐，这是中国数千年来不能不讲的绝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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