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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性思维看辛亥革命何以会发生
直到1906年9月1日，清廷在巨大压力下终于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的反对：“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
然而，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
在官僚体制改革方面，清廷在1906年9月6日即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虽然只是行政改革，毕竟是一种改革的姿态。但11月6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结果满人权力更大，连以前形式上的“满汉平衡”都被打破，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政界之难望，今可断绝”。远在日本东京的梁启超当时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1907年初，坚决反对激进革命、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与革命派激烈争论后，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而从“温和立宪”转为“激进革命”后，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无奈地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官制改革尚且如此，立宪原则上就更加滞后。清廷认为，日本宪法强调“君主大权”，最合己意，也就是说，以日本为“典范”的意义主要在于“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所以清政府在1908年公布了著名的《宪法大纲》。但这部“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连温和的立宪派都坚决反对，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重要的是，立宪派以士绅为主，正是清王朝的社会基础。
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当清政府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温和的立宪运动时，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必将越来越多。清政府对各种警劝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仍要大权独揽，结果便是众叛亲离，真正“动摇国本”，最终垮台。
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
“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所以，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顽固”逼迫出来的；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的“顽固”；与其呼吁被统治者“告别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主动改革。
对每一场重大的政治、社会变动，人们都会有不同看法。有人赞扬，有人批评；有人肯定，有人否定。但是，比这些“价值评判”，即个人的好恶更重要、更基础的，其实是认真理清它的来龙去脉，细心爬梳整理复杂纷繁的丝丝缕缕，慢慢解开纠结不清的环环扣扣。一句话，首先要冷静、客观分析它的“原因”。这是几十年学习、研究历史使我养成的“历史性思维”，当然也是这本《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的主旨：不是评价辛亥革命的好坏功过，而是冷静分析它何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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