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从“主导者”到“见证者”
让无数知识分子怀念和津津乐道的1980年代以人们不曾预想的方式落幕,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知识分子失语与分裂的1990年代。
长期在纽约生活的美术家陈丹青回忆他在2000年回国定居的感受时说:“八十年代那种追求真理、启蒙,种种热情,好像消失了。群居的生活没有了,个人有了自己的空间,出路多了,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多……似乎有种贯穿王朔作品的,对上一代集体主义文化的厌烦和警觉。”
关于“强国梦”,知识分子再也难以达成共识。“后现代”思潮、人文精神大讨论、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知识分子的论争、以及“国学热”,构成了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的主要思潮。
“知识分子自身也发生了历史的转型。”北京大学的张颐武教授说,“他们从‘强国梦’的引路人和历史的主导者,变成了这个梦想实践的参照物和历史见证者。”
如果说过去的中国是一艘小船,有人奋起高呼指明方向,大家喊着号子协力划桨即可前进,那么如今的中国则像一艘万吨巨轮,其动力系统和导航系统都变得精密而复杂。“它不会按照极端的既成模式前进。”张颐武教授说,“它的行进方向必然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因而需要更加高超的技巧来协调和操控。”
知识分子们激烈的争辩与呼喊声逐渐式微,中产阶级们更多地将注意集中在自身的成长与个人财富的累计,不再执著于意识形态或文明的争论。而“强国梦”却恰恰在大多数国民的沉默中,在他们世俗生活的努力和挣扎里微妙地成长。
许纪霖教授指出,到目前为止,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标志,知识分子们“富强”的理想已经基本实现。
21世纪:“强国梦”的更多内涵
21世纪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是全新的体验——过去,他们学习到的经验主要是落后、耻辱和奋起,而崛起之后的“强国”走向则是一个全新的话题。
知识分子们也不再满足于华丽的GDP和不断充实的外汇储备,他们的“强国”梦想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强国的指标是多重的,包括制度建设、软实力、文化厚度、国民道德自觉等,都应该成为尺度;“而如果以这些标准衡量,中国目前离真正的强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国家的强大与否不是只看拥有多少物质财产。”许纪霖教授说,“最重要的是国家有文明,每个公民有自由,整个社会有道德——符合人性的社会才是国家强大的渊源所在。”
一百多年前,《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就提出,“西人之强不在于坚船利炮,而在于宪政与民权。”可惜在强权和救亡的年代,严复的声音很快就被枪炮声淹没于无形。“在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民生向来是比民权要重要的。”剑桥大学讲师刘瑜说,“中国的确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很多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
“国家的强大与否除了看大家在吃什么、住什么和开什么车以外,很重要的指标是国民的尊严与社会的公正——从这个角度上,一个中国公民可以对自己的政府说‘不’可能会比对虚无缥缈的美国说‘不’更有意义。”刘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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