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曹操：一代政治强人的怕和爱

身后：超世之杰，酷虐变诈

 

曹操最后所享有的声誉，便是他提倡的简葬。他在临终前的《遗令》中，以“天下尚未安定，未得尊古也”为由，从自己做起，对古时丧葬之礼提出了挑战。

 

“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生前的衣服都不让丢，要分春夏秋冬装在四个箱子里，并叮嘱“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

 

曹操一生节俭，不好华丽，这是见诸史书的。《魏书》说曹操后宫很少穿着华丽锦绣，鞋子都只有一种颜色，帷帐屏风坏了，也就修补一下继续用。他生前的节俭，和死后的简葬，应该是一脉相传的。

 

清人严可均曾将曹操告诫妻妾子女的话收编在《内戒令》中，再三叮嘱衣着简单。他甚至说，从前我从荆州（征讨刘表时）带回来的华丽鞋子，已经分给你们了，穿完了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学着做。《内戒令》大都是曹操的晚年所言，所以也和《遗令》一块被视作他的遗嘱。

 

在《遗令》中，曹操只字未提天下大业，而是就一些琐事的安排。比如婢妾和艺妓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余下的熏香分掉，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学着编鞋子卖。这甚至惹来了后世诸如苏东坡的嫌弃。但多年以后，这些细节反而让现代人觉得亲切。

 

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节俭，很难说和三国时战乱引起的民生凋敝没有关系。饿殍满地的时代，军费是第一位的。和曹操同时代的罗马皇帝马克奥里略，为了凑军费，甚至连自己皇冠上的宝石都卖掉了。

 

但如果联想到诸葛亮留给子孙们几亩桑田的遗产，我们就会发现这是那时政治家们在财富面前共有的一种气度。

 

当今人回头检视，会发现曹操的形象已经被一千八百年的时间模糊，扭曲，以至无法明辨。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曹操被称为“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而在这几个大大的称号后面，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魏书》着重称扬了他的军事才能，说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还“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裴松之在注释《三国志》时，则突出了曹操的多才多能，说他“才力绝人”，能“手射飞鸟，躬禽猛兽”，曾经在一次狩猎中射雉六十三头；同时“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瞒传》则为我们刻画了曹操的日常生活形象：“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与宾客欢宴时讲了一个笑话，就乐得头撞案几，头巾都沾上了汤汁。随和快乐的曹操同时又有非常危险的一面，下属中有谋划胜出他的，他就会嫉恨而借故杀害，一个昔日的仇人跪在他的面前请求宽恕，曹操却说，“跪可解死邪！”遂杀之。对此裴松之注释《三国志》时概括为四个字：“酷虐变诈”。

 

相较于形象和性格中的其他方面，“酷虐变诈”已经成为后世对曹操的主要认识。无论曹操如何多才多艺，如何勤俭随和，如何以“齐桓”“晋文”自况，他的形象随着《三国演义》一类民间文艺作品的流传，已被固化到了一个大奸大恶的脸谱之上。

 

这无疑是曹操最为害怕的，在他成功地成为国家的实际控制者之后他致力于消减自己的恐惧：他不敢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他自减食邑，以求“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在离世之前，他为自己做了“简葬”的安排，最后一次向世人表明了他追慕先贤的心思。他曾经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剖白过自己内心最大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在他身后却完全变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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