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

 

　　走出周期律：仍需科学与民主

 

　　现在来看，虽然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把我们重新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但是并没有彻底摆脱思想的锁链。你现在可以有自由的思想，但是你未必完全有自由的表达，你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交流。这种情况是由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依然存在，导致思想的解放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是波动式的前进。但是总体来讲，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现在信息的传播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了。过去最高层的领导看内参可以最早得到最关键、最重要的资讯；但现在任何一个互联网上的普通网民，都可能先于他的领导获得资讯，从微博上实时迅速地传播并获取一些最新的信息，这就改变了原有的纸面载体传播模式，就使公众有了非常便利迅速的传播思想的工具，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在前进，但意识形态管理还停留在平面媒体的思维上。

 

　　现在感到比较遗憾的是，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但共和国60年只见大师的背影，不见新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他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我们至今没有超越他们，也没有达到他们的思想高度。

 

　　引用一句黑格尔的话：“经验和历史教给我们的是——人民和政府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也从未按照由历史导出的原则行事。”

 

　　顾准先生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十分必须的。”

 

　　明年就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纪念，回顾百年的中国思想史，这一个世纪我们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到底进步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反思的。这一百年中，有相当多的浪费，包括在座的很多人，你们的生命被浪费了，也包括我在内。每想到这一点我确实很感到悲怆，我今年60岁了，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体制之下被迫不思考，近30年才能够有独立的思考。道德文化的断裂，”国民性”的积弊，令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温总理曾经讲到尊严的问题，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论及国民素质低下的国家没有尊严。梁启超先生也讲过，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我们当然是爱国者，但是我对于那种以爱国旗号维护专制的伪爱国主义，是不认同的。

 

　　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能够真正的提升，能够成为一负责任的大国的话，我们需要文化上的多元性，需要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从五四到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相提并论，缺一不可的。讲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民主也是发展观，而且科学与民主这两个轮子必须要同时并进，不可能是光靠科学。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今天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就应该反思历史，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不会有科学的发展观。我从来就反对说什么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原意的歪曲，邓小平讲的只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宜粗不宜细”。后来就变成了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宜粗不宜细”。如果承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就得承认从来没有“宜粗不宜细”的科学。

 

　　最后结束这句话，还是“德先生、赛先生，一起回来吧”!（掌声……）

 

　　【现场问答】

 

　　主持人：再次感谢章老师的精彩演讲!

 

　　如果大家浏览过章老师的博客可能会注意到章老师对“风雨读书楼”这个博客有两个题记，一个是“楼观风雨夜，灯映古今书”。另外一个是“还原历史、奉献常识”，这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魅力所在，章老师把他的相关思考进行讲述和给我们分享，也让我们受益匪浅。

 

　　接下来大家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感慨跟章老师共同的交流。

 

　　提问：章老师，您说现在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您觉得这个契约需要怎么达成？他们愿意接受契约吗？如果不愿意，我们该如何达成？

 

　　章立凡：我刚才讲，凡是改革都是被迫的，能不改革肯定不改革，因为改革就会失去很多利益。但是改革也是一种利益上的盘算，我们看君主立宪，实际<上君主立宪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统治者的利益，但是把它用法律来规范化，确定它的范围。可能你在征服这个国家的时候，一段时间内仍执行丛林法则，可以予取予求，但是统治到一定阶段你就不能这样，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我给你纳税可以，但是得按规矩纳税；而且我既然是纳税人，我就要有纳税人的权利。我们中国确实乏这种传统，按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从汉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就不存在了。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中国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中国的继承制度决中国没有办法形成大贵族、大地主、大商人。西方是嫡长继承制，就是老大继承祖业，老大以下都各自发展，离开祖业。这样的话，它就保持了一块财富不被细分。但是中国的继承制度是各房来放，就是把祖业分成很多的小块，中国的继承制度就导致中国没有出现西方的那种大贵族、大地主，也就没有跟君主讨价还价的本钱。英国的宪章运动其实也是一批大贵族跟国王坐到一个桌子前，大家协商怎么纳税，我给你纳税，你保障我们什么。但是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这样事情，我们是一个重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这就导致契约精神不发达。西方的契约社会理念到中国比较晚，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形成市民社会。大家注意，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在英文里都是一个词，市民社会的形成，实际上还是源于社会自治。一个社会如果自己能够健康发展，无论政权怎么更迭，社会还会有它自己的运转。我们中国的历史特点就是反过来的，一旦政权更迭，社会也就跟着动荡，原因是政府大，社会小。所以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大社会，建设一个公民社会，这样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话。

 

　　提问：日本山寨中国、山寨欧美都成功了，为什么呢？

 

　　章立凡：刚才我讲了继承制度，日本的继承制度和欧洲是一样的，它也是嫡长继承制，凡是嫡长继承制的国家，它的文化和经济的张力会相对比较强。嫡长继承制，除了长子继承家业之外，其他兄弟就只好航海、殖民、传教、当骑士等等，向周边地区拓展疆界。但是中国是守在一块祖业上，把土地越分越小。日本的武士阶层是被嫡长继承制赶到外头去的一群人，这群人又局限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列岛上，他们是具备张力的，只是他们的张力没地方宣泄，在古代他们变成了倭寇，变成海盗（据考证，倭寇很多是中国福建人，不能都说是日本人）。至少日本人在文化上是有一种张力的。而且从学大唐到后来学西洋，总是能够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不像我们这样非常的自大，认为我们的文化就一定是天下第一的东西，它没有那种自大和狂妄，再加上他们又有很强的竞争性和外在的张力，所以他们学西方能成功。（掌声……）

 

　　提问：几十年前梁漱溟先生曾经对中国的自由观感到很悲哀，您认为这种状态在现在的网络社会下会有所改变吗？

 

　　章立凡：我几年前曾经讨论过，我认为两个东西会改变中国，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另一个就是互联网。现在互联网的普及已经从白领扩展到农民工阶层，只要你有相应的设备，信息的分享应该说是越来越平等了，不是哪一个团体可以垄断的，这一点我很有信心。（掌声……）

 

　　提问：从根本上讲，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没法建立，而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形成就失去了基础，不知道章老师是否同意？

 

　　章立凡：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公有制这个东西，马克思曾经提出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加以观察，认为土地公有在中国古代就存在，但也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不了解中国。后来又有一位西方学者叫魏特夫，写过一本书叫《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一个观点叫“治水社会”，他观察到只有中国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才有能力动用人力、物力进行大型的治水工程，所以他把这类政府归了一个类型，叫“治水政府”。中国从大禹开始就有了治水政府的雏形。但这是不是公有制？我觉得更确切的是国有，或者是君主所有。过去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只是“食毛践土”，你踩着皇上的土，吃着皇上土地上的作物，但是这个土地是皇家的。这是一个总体的框架，下面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私有。我觉得60年来政府还是这个概念，也就造成了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土地制度、房地产方面。现在商品房价格的成份中，大概60%是政府的收入，剩下的这一块是开发商、建筑商、各种中介等等的收入。政府拿走这么多是为什么？因为政府是最大的地主，50年代土改消灭了地主，但是出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地主。（掌声……）

 

　　提问：中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好的事情总是会持续很长时间，例如文革、腐败、高房价等等。社会很难进行自我的纠正，请问有什么思想文化上的根源？

 

　　章立凡：这好像又是一个“国民性”的问题，我观察到中国人喜欢做两种人，一种叫顺民，一种叫暴民，能够凑合活着的时候就当顺民，在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就突然一变，变成暴民了。所以中国的历史周期律中，中国人就始终徘徊在这两个极端，找不到一个办法，就是刚才我说的谈判的办法。中国的传统就是要么接受你的统治，要么推翻你。基本上中国的王朝更迭就是这么一种形式持续下来的，没有想到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和统治者共存，就是你也要活，我也要活，我们商量一个大家都活得比较长久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实行代议制，这都是达成一种政治妥协。中国人的妥协智慧一直很不够，总是采取要么接受、要么推翻这么两种模式。我觉得国人需要摆脱这种极端的思维，谋求一种共存的概念，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智慧。（掌声……）

 

　　提问：为什么现在风水迷信等等文化糟粕在公众当中反而显得更有生命力？在某某主义的大旗下，现在所谓的思想解放不可能真正的解放，而只是戴着镣铐跳舞，章老师能不能在制度环境的改进方面做一些可具操作性的展望？

 

　　章立凡：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教育自己。我们说要想建成公民社会，一般来讲，在革命党没有完成向执政党转变之前，有很多做法不可能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而只是一种利益上的算计，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就不希望有一个公民社会出现，从教育上就没有打算培育公民，所以教育制度设计就不是为公民社会设计的，你不可能指望从国家的公共教育中把自己变成一个公民，只有求助于社会教育。比如说论坛、沙龙，以及微博等等，我觉得这都是自我教育的方式，它是非常活的，而且我认为也是消灭不了的，所以我觉得，最便捷的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方式，可能就是自我教育，可能就是互联网。（掌声……）

 

　　提问：唐德刚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关于封建帝制的回光返照，章老师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章立凡：我最近在研究清末“皇族内阁”，注意到皇族内阁中有一些老人家，也有一些年轻的新贵，基本上是以血缘为标志的一届内阁，这些大臣不是不懂洋务，他们也考察过西方的宪政，而且他们也不是不想实行宪政，因为实行宪政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大清满族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他们可能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是拿不出好的办法。钱穆先生和余英时先生对清政权有很有趣的观察，钱穆先生就说，元代和清代是两个最自私的政权，这种政权是“部族政权”，是以血缘为团体的一群人，在中国行使治权。余英时先生说得更有趣，说他们是“族天下”。不仅清末出现皇族内阁，日本战败前的最后一届内阁也是皇族内阁，到了危机十分深重的时候，就只有自己的子弟是最靠得住的。我们看待历史上的改革，不要戴有色眼镜，不要划人群。最大限度地保住权力和利益，同时做出理性的让步，能做到这点就算不错了。蒋经国的前期和后期就是判若两人，他曾经在苏联生活过，懂得斯大林那套东西，在大陆他搞过特务政治，台湾的戒严法时期，他的权力很大，有很多人死在他的手里，但是他到了晚年，突然走出了一生中非常有意义的一步，推动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他是真正考虑到了国民党的长远发展，因为世界潮流已经发生变化，国民党如果不顺应历史潮流，最终会被历史淘汰。台湾实现了民主化，虽然国民党曾经在选举中被选下去了，但是又上来了，通过竞争，国民党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活力。只有竞争的状态，一个政党才能有活力，如果说几十年都处在无竞争的状态，我想会变得非常的臃肿、肥胖，罹患各种疾病。（掌声……）

 

　　提问：请章老师谈谈章乃器先生的政治见解？请您结合自家的家世谈一下现今中国的民主党派的角色问题。

 

　　章立凡：创立民主建国会的时候，政纲是我父亲起草的，提出的是民治、民享、民有，在中国实现经济民主，那一代人的理想，经过一个甲子以后，不但那些人消磨殆尽了，他们创立党派时的政治的理念也不存在了。变成了政权的一部分，变成了政府机关，由国库养着，从体制中分取一定的利益。过去各民主党派的经费是自筹的，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当然也有人赞助，比如刘文辉就给民盟很大的赞助，民建有很多成员是企业家，他们采取了理事会的形式，大家捐集一些款项支持团体的运作。但从1949年以后，就变成了国库开支，既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也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人员编制也都列入了公务员系列，从这几个特征来看，它的政党特征已经消失了，已经被成功地改造了。（掌声……）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次的论坛活动到此结束，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章老师的演讲!（掌声……）

 

（作者根据录音整理版审定）分享按钮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