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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惑：鲁迅是一个谜或悖论
鲁迅是一个谜或悖论，要认清鲁迅就要解开这个谜或悖论：他以那么犀利的笔锋批判国人的种种弊病，深刻如鲁迅，其批判不可谓不力，他当年的一些针贬，至今仍未过时，是常读常新，令人拍案叫绝！国民党《中央日报》当年的预测“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是失算了，然而却也近一个世纪下来，鲁迅所批判的种种弊病样样照存，不仅病势无改，甚或与时俱进，让人扼腕叹息！人们不禁感叹：究竟是制度病了根在文化？还是文化病了根在制度？
所以，汪晖先生有洋洋数十万言说鲁迅“反抗绝望”；在我看来则更是“绝望地反抗”，其大致也不会错。而且他至死没有明白这绝望究竟来自何方？她不是来自人或人的“国民劣根性”，其是来自制度或制度的“专制劣根性”。反抗之方向都弄反了，按照数学上的“反反得正”原理，岂不就正好等于白反了吗？制度以逸待劳，人是斗不过她的。白反之后，当然便是绝望，甚至连自己曾经提起过的“科学”这味药方也“绝望”了。
大约原故在于鲁迅其实并不真正懂政治，文字是其长板，政治则其短板。毛泽东其实早就看清了这点，没有道出只是自有原因。鲁迅从“文化决定论”到批判改造“国民劣根性”……他都书生十足。早其之前梁启超也讲过，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表面看是器物有差距，再细看是制度上有差距，再往深里看是文化上有差距。这好比一所腐败的房子正在起火或火患已经一触即发，他们却要从千里之外去取水来救火或预防火患。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就谈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进而更叹道“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这类的观点在他的文字中举不胜举。然而毛泽东只轻轻地撬动了一下制度，群众便从“人头”与“女尸”的看客变成董成瑞、黄继光之舍生忘死。奴性实在属制度养成的，市场中就只有顾客没有看客。
俗话说“远水不救近火”，正确的常识是就近找水取水，先将火患解除后，方可谈得上从长计议。此近水与彼远水正好相反，为从“制度决定论”到批判改造“专制劣根性”……自辛亥革命以降，名正言顺的皇帝是没了，但变相的皇帝以及无数的土皇帝却从未绝迹。窃以为拙作《中国政治改革常识》找到了此处近水，其可谓“半生得来非寻常，满纸论去皆伴泪”，谨拜国人与当局“先一读吾言，后三思尔行”。
也许国人还会说：在封建专制的文化土壤里长不出自由民主之花果，你只是想引进优良品种，鲁迅却是想改良土壤，不然桔生淮北则为枳了。这话与鲁迅当年如出一辙，而鲁迅更俏皮幽默：“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进而鲁迅这样立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但鲁迅恰恰把因果搞颠倒了。就像当今世风日下，病像固在道德精神领域，病因却是精神道德之外。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就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一样；不是政治制度适应文化素质，而是文化素质适应政治制度。因此自然不是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形式的制度；而是有什么样的制度，就要求什么形式的文化。如两岸中国，同宗同文，制度不同则国民相异。更有“文革”中的大陆人与“改革”后的大陆人，先撇开素质是进了或退了不说，变了却是有目共睹。有王沪宁先生云：“由于文化传统的相对稳定性和顽固性，因此，它的变化相当缓慢和困难，因而，就基本方面而言，是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制约了政治形式，而政治形式总的来说只是文化这一深层结构的外化而已。”这更只能说明制度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一如生产力于生产关系。
王沪宁先生的背后是鲁迅，而并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严格地说，鲁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无意中道出外国人的不少优点也是中国人所本有的“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以及偶尔承认“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他是人为的被拔高了。无独有偶的竟是王沪宁也鲁迅式的无意中道出：“‘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扎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厚且肥沃的土壤，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被变革，而只有现实变革了，它才会发生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往往不同步。”和偶尔承认“政治体制的改革更为直接地推动了政治文化的转变，思想解放、民主体制的健全、民主政治目标的确定、教育发展、文化开放及许多具体制度的建设助长了政治文化的转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道德肯定是一种文化，再泛化一点，连坐行都有文化，更不消说男女了。人之初父女、母子、兄妹……之间的性关系曾经是正常的，只是随着婚姻、家庭的出现才逐渐受到限制，最终形成了历史的社会家庭之性道德伦理。物质与精神及制度与制度文化两者同步存在，密不可分，之如物体与影子的关系，其诞生无所谓先后。原始社会人之初的“制度”为一种自然状态，人类文化便也相应为一种自然“文化”。随着婚姻、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这些“物化”制度的诞生发展，“影子”文化才跟着变化，形同影随。其好比年年春天每当一股冷空气南下，便有某种植物开花——民间俗称“冻花”，冷空气为“物体”制度，植物开花则“影子”文化也。
实际上政治制度才是土壤（确切点是气候），民族个性则是品种。几千年来，我们之民族个性正是桔生淮北则为枳了。文化既是历史的更是当代的。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大抵似巴甫洛夫先生的“条件反射”，只须制度“条件刺激”改变，久而久之，便会自然消失。若硬要先改变“条件反射”，则你是无从下手的，其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风马牛不相及。只有国人一些个体的“无条件反射”，这种由“基因”存在决定的意识，要想改变眼下恐非科学力所能及。
诚然，制度也不是神，制度仅是道，若人是“魔”，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真正科学的制度可以改造人，将“魔”还原人。毛泽东就曾说过：“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若在专制制度下，不仅统治者滥用权力腐败堕落；连人民也会“放弃”权利腐化堕落，公民美德以及其政治义务完全丧失，成为唯利是图的小人。对此，卢梭有过精辟的分析，说不可能防止人民的堕落，因为人民的共意难以抵御人民的私欲。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则用理论诠释了卢梭的观点。因此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官员与人民。
今天，我们应再次强调制度之重要性！而文化是由利益支配的，连科学追求真，宗教追求善，艺术追求美，都盖因为真、善、美有利有益于人类。更不消说思想、道德、观念、意识、情感、价值、信仰……这类文化，其与利益全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制度则是利益的代表，是利益的“物化”形式。有某种既得制度就有某种既得利益，还有某种既得文化。旧文化对新制度的“排异”反应，不过是新制度诞生的必然阵痛。对于此种“文化”，仅是纸上谈兵解决不了问题，新的文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还须付诸实践，即必先从改革制度做起。硬要先建好文化，再改革制度，即或是托辞或是偏见。一如国人之性从封建到现代的过程，若要性观念先现代，再去改变性方式，岂不是或“缘木求鱼”或“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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