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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敏感问题，只有不当应答
李鸿忠：录音笔事件是误会，我觉得不涉及道歉
官员们正遭遇“逼访”，不是所有人都习惯记者的无孔不入、凌厉执著。
两会是官员与媒体面对面的绝佳平台，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要员、重大举措的决策者，以及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发生地的“当家人”，都现身会场。这是媒体“追捕”新闻的天赐良机。竞争的激烈，又让记者们穷追猛打，绝不退让。
媒体“逼问”下，官员们直面焦点争议……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长吕祖善首次对“钱云会案件”公开表态：没有哪起交通肇事案有这样的透明度；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坦言，江西省从去年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得到的教训是深刻的，要学会从互联网上了解社情民意；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表示，向社会公开公车数量不是难事。
公众看到，一些酝酿多时的政策公之于众，悬而不决的论争一锤定音，纠结许久的问题得以破解。两会让“新闻当事人”无处可逃，“采访大战”着实考验官员们的能力、口才、应变。
大事如此，小事也是一样。“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大学生记者们，寒假回家乡搞社会调查，搜集了一些家乡群众所忧、所思、所盼的事项，希望本报记者带到两会上，反映给来自他们家乡的代表。面对这些“会外飞来”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平顶山市市委书记赵顷霖，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莱芜市市长马平昌也都没有推诿，以积极的姿态来应对。实话实说，大学生们发现的这些问题可以说哪儿都有，正视这些问题只会给相关官员的形象加分，并非添乱。
面对记者的咄咄逼人，肯定会有人感觉不适应，甚至愤怒、不满。以前就曾有人这样应对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这么敏感，你问我干什么?”
其实，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让权力公开透明地运行，一直都是政府的执政理念，官员有义务对民众质询有问必答。之所以出现“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出现“你替谁说话”之类的反问，除了对权力的理解有偏差，不懂得如何应对媒体亦是关键。
谣言止于公开，敏感脱敏于透明。有些问题之所以变得敏感，使政府陷入被动，官员们如临大敌，不是问题本身多复杂、多麻烦，而是害怕民众监督，信息不公开，或者对真相刻意遮掩。越推诿塞责、讳莫如深、避而不答，越容易引发混乱和不安，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也就变得“敏感”了。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已经有过不少。
去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政府对民众的郑重承诺。“记者没有不该提的问题，就看你怎么答。官员应该善待媒体，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四川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侯雄飞的这句话，当是官员对媒体采访权的准确认知。
官员与媒体的冲突，源于媒体对一些敏感问题的纠缠不放，对权力越位的批评质疑，对暗箱操作的揭露追打；也因为媒体的特殊功用，会将一些“小事”扩大化，会放大个别案例，甚至会因虚假报道和炒作而制造事端。
不管是媒体挑刺，还是网民拍砖，都是正常的舆论生态，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服务于民众的共同目标，决定了官员与记者的关系是合作而非对立。不管是知情权，还是舆论监督，媒体和民众都需要权威、全面、准确的信息，没有官员的配合，很难做到；媒体既传递信息，更表达民意，离开了民意反馈和舆论支持，官员将不可能为民众提供良好服务。不回避质疑，是官员面对监督应有的态度；不搞虚假炒作，是媒体的良知和底线。
理念的认知之外，还有面对媒体的应答技巧。其实，不少官员并不擅长同媒体打交道，不能平等坦诚、明晰晓畅、活泼生动地同记者交流，以个人魅力去说服公众、赢得支持。如何接受记者采访，当是官员们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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