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个人命运的不由自主，王朝的无可奈何

 

公元1861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去世。临终前他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同年十一月初一，同治皇帝载淳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前后大约100天的日子里，一个王朝的政权交替就出现了这样耐人寻味的变化。而在耐人寻味的变化后面，则是同治皇帝一脸的无辜和同治王朝暧昧模糊的开局。

 

吊诡

 

八月初一，恭亲王奕訢入局，他获准赶赴承德避暑山庄去参加咸丰皇帝的追悼会。追悼会后，他又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这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两个小时，正是在这次会面中，恭亲王奕訢同两宫太后密商了发动政变的细节与步骤。同治王朝权力格局的新走向在这一天峥嵘初现，此时距咸丰皇帝驾崩仅仅过了13天。

 

随后的一切就水到渠成了，历史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逐渐将一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八月初六，御史董元醇上奏请太后暂理朝政、并选择亲王一二人加以辅弼，从而为两宫太后未来的垂帘听政打下舆论基础；初七，亲太后派的准兵部侍郎胜保赶到避暑山庄，请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随后自己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为两宫太后未来的垂帘听政保驾护航；九月二十三日，避暑山庄起灵驾。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从小道赶回北京，于三十日发动政变。年幼的同治皇帝作为这场惊天阴谋的目击者，终于看到了一些人的青春洋溢，和另一些人的黯然出局。第一次，新王朝名义上的掌门人见识了权力的锋利和无情。

 

但他也什么都没得到，除了年号。1861年农历十月，当一切尘埃落定，阴谋以一种体面的形式收场后，两宫太后诏改“祺祥”年号为“同治”年号。这实在是一次含义丰富的诏改，因为“同治”含义可作四层理解：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总之帝国要由两宫主导治理，共建大同世界。

 

当然大同世界不可能来临，相反，在这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世事的吊诡既然有了一个难以言说的开头，必然会有令人心惊肉跳的伏笔和落脚。

 

同治朝13年间，各种各样的异数开始露头、萌芽，甚至欣欣向荣：同治七年一月初三，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十月二十三日，日本天皇改元明治；同治四年五月十八日，山东菏泽捻军在高楼寨之战中，歼灭清朝精锐士兵7000名，第二天，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阵亡，京师震惊；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出生；同治十二年，梁启超出生；同治十三年，黄兴、秋瑾、陈天华出生。

 

这些人作为大清帝国的埋葬者，在同治朝不经意间埋下伏笔，似乎昭示帝国之路不远矣。

 

中兴

 

在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中，总有一些拐点时刻提醒世人下一个轮回即将来临。

 

事实上同治王朝已然走到新一轮朝代循环的节点。天子的权力被悬置了，大平天国、捻军、陕甘回子、云南回族起义、小刀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然还有前所未有的外患。所有这一切的联合作用完全可以将两个女人同治的帝国予以摧毁—在这个过程中，同治帝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他还是个孩子，一个无所作为的帝国灾难旁观者和受害者，仅此而已。

 

但帝国却意外地没有沉沦，相反，它走向了中兴。因为出现了以下这些名字：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彭玉林、张之洞，他们在这个王朝衰落之际不约而同地涌现并且集体发力，终于挽狂澜于既倒。

 

文祥，道光二十年的进士，同治十三年升任武英殿大学士。他做过的官职有：礼部侍郎、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等，直至武英殿大学士。毫无疑问，这是个在宦海很有成就的人，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与恭亲王奕联名上疏条陈六事：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这是同治朝“改革开放”的总纲领，文祥和奕则是幕后最重要的推手。从这一举措或者说时刻出发，直到1894年甲午战前，危如累卵的帝国赢得了差不多30年的发展窗口期，这使它在最后时刻走向软着陆，帝国有惊无险。

 

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这六项（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改革措施只是经济改革的尝试之举，但在当时，收效却很明显。大平天国、捻军、陕甘回子、云南回族起义、小刀会，都在同治朝富国强兵的背景下被平息了，起码暂时被平息了。而欧美各国也似乎乐见一个古老的国度与他们接轨，乐见一个古老文明的惆怅与嬗变。1872年，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甚至不无妒忌地在一封信中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只是这样的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就像文祥临死前所担忧的那样—“改革开放”总纲领能走多远，关键看人心。这个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忧心忡忡地上了一份遗奏，表达了对人心的担忧：“如（亲王大臣）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所谓必须上下一心，（京）内（京）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

 

世上事唯“持久”最难。事后证明，文祥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大学士倭仁就站出来坚决反对办洋务。这位同治年间的顽固派首领反对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反对选用科甲官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后又长期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种种因素导致同治朝的“改革开放”不可能走多远。这一方面是顽固派的坚强存在，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改先行、政改不动”模式的先天缺陷。撕开包装，我们看到，同治朝的改革分明是向后看的改革，是精英们作出的向康乾盛世致意的最后努力。朝廷内外，几乎集体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情感。儒教重回大地，慈禧太后或者说同治朝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了默认甚至鼓励……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改革。只是他们的改革路径与中国人截然相反，向前看，政改先行。当李鸿章着迷于军事层面的变革，缔造北洋海军时，伊藤博文却设计了日本的新宪法，新宪法规定：（政府）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重视人权的法律，这样一部法律的出现最终将日本推进到现代国家的行列。所以当同治中兴后，清政府自得于拥有世界第八大海军力量，而日本只是第十三位时，日本却出人意料地在1895年击败中国，并在1905年击败俄国，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的亚洲国家。

 

制度领先或者说制度突破的优势到此时昭然若揭，同治中兴的胜利成果最终不堪一击。一个王朝的突围被历史证明未能走出多远，看上去更像一次自我安慰和回光返照，虽然红光满面，却是虚假高潮。所以，那些同治精英们的努力到底昙花一现，落花流水春去也。只是可怜了同治皇帝，又一次担了误国的罪名，尽管他的身份只是看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