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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唐诗作者醉了吗 >> 阅读
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唐诗作者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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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在山清水秀的新城（今浙江富阳）一个诗书世家里，一个叫罗横的男孩出生了。由于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他“龆年夙慧，稚齿能文”，被仅当过县令之类小官的祖父寄予了匡时救世和重振家业的双重厚望。28岁那年，饱读诗书的罗横第一次赴京赶考，但英敏善文的才华并没有换来金榜题名的荣耀。之后的近30年里，不甘失落的他又参加了十余次科举，但全部落第的结局足可使他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著名“杯具”典型，罗横于是改名为隐，以泄心头之愤！
后人在《鉴戒录》里收录了他的一则轶事：罗隐赴举之日，曾于钟陵县（今江西进贤）乐营中的酒筵上结识了一位叫云英的歌伎，彼此互相欣赏。屡试不第后，他又经过钟陵，居然巧遇当年的云英。云英抚掌而笑，问道：“罗秀才现在还是布衣吧？”罗隐闻言，无可奈何地赋诗一首：“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这辛酸的自我解嘲，化严肃为调侃，千余年来不知感动了多少后来人！
其实，国史上比较重视文才的年代不少，比如汉唐盛世时期，社会总体安定，类似司马相如、李白这样的才子大都多少有些用文之地，即使不在皇帝身边当个待诏之类的文学侍从，也还可以谋得一个巡游地方的差事。
但是，罗隐赶上的却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渐衰微的时代，地方上藩镇割据势力不断坐大，朝廷中宦官专权、党争不休，政治极端腐败，皇帝亦像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遭受浩繁军费和苛捐杂税盘剥的百姓苦不堪言，王朝更迭的巨大变动即将发生。李商隐在《乐游原》中慨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绝不只是在描绘自然现象，更多的是在抒发对时局的不满。
身处这一江河日下的乱世，聪明的罗隐在其前半生被儒家倡导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理念所蒙蔽，一再如杜甫一般幻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尽管从隋朝开始，华夏古国就有了被后人誉为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取士制度，不过在执行过程中，考生依靠门第或权贵而被录取的口子一直都时隐时开。到了社会动荡不安的晚唐时期，这种“干谒”之风愈演愈烈，所托后门权势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考生的命运。深谙此理的文坛兼官场达人白居易就曾对人说过，拿着句句琼琚的新诗去谋求朝廷赏识，还不如公卿一字荐书管用！
而罗隐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资本全无！尽管其祖父曾做过县令，父亲也应过“开元礼”，但毕竟早已成为寒族。充满乌烟瘴气的朝廷，只是将科举作为一项装点门面的修饰品，择优录取和公开、公平、公正的伟大原则早已经蜕化成了权贵阶层代际更替的工具。没有优越的家室背景和强力人物的举荐，罗隐乖蹇的命运在当时盛行的“拼爹游戏”中早已注定。
若从另一个角度看，唐朝政府的考官没给有着如现代愤青一样激进性格的罗隐以科考功名，也不是什么坏事。在那个如“一塌糊涂的泥塘”的社会中，愤世嫉俗的罗隐即使步入了仕途，也肯定要四处碰壁。后来北宋的大才子苏东坡倒是考上了，也当了三品大员，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由是观之，罗隐屡试不第倒也不算最差的结果。
现在已成为名句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是罗隐《自遣》诗中的一句话。这可比当年孟浩然面对玄宗时所吟的“不才明主弃”严重多了，他把偏激的情绪消沉到了借酒浇愁的程度。按皇权专制的传统理论，即使皇帝有负于臣下，臣子也要尽忠职守，绝不能有半句怨言。所以，思想上与儒家正统理论相悖的罗隐和后来北宋的民间词圣柳永一样，只能被赶到庙堂之外去找寻生存空间。
光启三年（887年），54岁的罗隐在科场上最终铩羽而归。对唐朝中央政府的完全绝望，使他下决心做出新的人生与职场抉择：投奔杭州刺史钱镠，将毕生所学贡献给一个能赏识自己才华的人—看来罗隐并未“今朝有酒今朝醉”，他的选择是清醒而明智的。
吴越王钱镠虽是私盐贩子出身，素来轻慢文士，但对上了年纪的罗隐却礼敬有加，“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就是他对罗隐的赞誉之辞。在钱镠掌管的这方水秀山明的“净土”中，罗隐总算找到了他苦寻大半生的幸福生活，他不仅先后担任了钱塘令、秘书著作郎、镇海军节度掌书记等官职，而且为钱镠建立的吴越王国做了不少贡献。最后以77岁的高龄在盐铁发运使任上终老，不幸的人生总算得到了比较圆满的结局。
但是，在政治上有了一点发言权的罗隐并未因钱氏有恩于他就变成谄媚的小人。钱镠在杭统治期间，曾下令让西湖上的捕鱼者每天缴纳数桶鲜鱼做实物税，称之为“使宅鱼”。关心民瘼的罗隐在《皤溪垂钓图》上题了一首诗作为讽谏：“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长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结果，钱镠在不好意思的大笑声中，将这项不合理的加派取消了。
更令人称奇的是，耍了一辈子笔杆的罗隐也有军事方面的谋略与远见。据《梦溪笔谈》记载，有一次，钱镠的死对头宣州（今安徽宣城）节度使的手下发生叛乱，有五千余名士卒前来归降钱镠。喜出望外的钱镠不仅给这些人以谋生之所，还将其头目引为心腹。老于世故的罗隐暗感事态严重，屡屡提醒钱镠要多加小心，但钱镠却置若罔闻。后来钱镠重新加固杭州城，城垒楼橹甚为壮观，便携众幕僚来观看。罗隐指着敌楼，装作不解地问道：“设此何用？”钱镠反问：“你岂不知要防备外来的敌人？”罗隐说：“要真是为防备敌人，何不向里设防御工事？”但钱镠还是没听出弦外之音。后来，武勇指挥使徐绾、许再思趁钱镠离开杭州巡视衣锦城的机会，鼓动宣州的降卒作乱，攻入中城，若非罗隐提前布置，钱镠的老窝差点儿就给端了。
千年之后，身为政治家兼诗人的毛泽东在读史时对此事加了批注：“昭谏（罗隐表字）亦有军谋。”在读《南史•梁武帝传》时，他还引用了罗隐咏诸葛亮的两句诗来做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位屡试不第、辛酸半生的诗人终于凭着自己的才华证明了他生存的价值，赢得了普通民众的信任和后世伟人的垂青。而当年那些靠着关系题名在金榜之上的肉食者，则永远不会享有这样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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