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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盛:十万照片记录文革荒诞十年

作者:周 昂 来源:《中国周刊》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15日 点击数: ( 字体: )

 
 
·四·
 
不久,李振盛亲眼目睹了批斗省委书记任仲夷的情形。
 
那天,在一场几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随着一声高喊,两个大汉站起来,将任仲夷架上了批斗台。
 
正在台下拍照的李振盛一阵揪心。他熟悉这位领导,为人亲和,是个好人。
 
任仲夷被喝令站在一张木质折叠椅上,椅面是拱形的,很难站稳。这是红卫兵刻意准备的,另外准备了一顶长达三尺的高帽,上面写着“黑帮分子任仲夷”的字样。帽子是用纸糊的,往任仲夷头上一戴,撑破了,怎么也戴不住,又来不及做新的。一个红卫兵出了个主意,在高帽后面系上一根长绳,让任仲夷自己用背在背后的手拉住。
 
接下来“抹鬼脸”。一个红卫兵端着一盆臭烘烘的墨汁上台,让任仲夷自己抹。任仲夷用手指往盆里蘸了两下,在脸上一边各划了三道。红卫兵不满意,端起墨汁往他脸上一泼,顿时满脸漆黑。还不满意,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顺着他衣领子灌进去。
 
李振盛眼看着墨汁顺着他的后背、腰带、从裤腿滴滴答答地渗出来,对眼前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毫无人道可言,如此对待向来亲和的任仲夷,我心里在疑问,有错误可以批判,该这么残酷吗?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五·
 
李振盛也曾加入“造反”的行列。
 
他说,那时出去采访各类^造反反集会,几乎天天“被抓”。“任何人都可以问你是哪儿的,我说我省报的,拿出记者证一看,好,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你来这里收集整革命群众的材料,秋后算账。”
 
“当时的中国,只有党中央是红的,省委都是黑的,正好《黑龙江日报》还带着‘黑’字。记者就都成了‘黑探子’了。”
 
时间一长,乱哄哄的革命场面,资深摄影记者哪个也不愿意去了,去了多数也发不了照片。但不去也不行,说明报纸对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没有“一碗水端平”。
 
李振盛发现,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只要戴上红袖章,工作中遇到的阻挠就能减少很多。
 
他找到领导,要求加入报社唯一一个造反组织“红色造反总队”,报社不批准。想临时借一枚红袖章去采访也不行。
 
一气之下,李振盛决定,自己成立一个造反组织。他在报社找了七个“根红苗正”的年轻人,组成一支“红色青年战斗队”,他花了一夜时间写了公告,第一句话是 “革命的路靠自己走,革命不要谁来批准”。
 
1967年1月,李振盛的造反组织还在报社掌了权,他本人也当上了革委会的常委。他批斗过别人,后来别人也批斗过他。
 
“现在有一个怪现象,很多人说‘文革’的时候自己是保守派,我说,如果大家都是保守派,就没有‘文革’了。”
 
但是,“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就是为了获得一个红袖标。”
 
·六·
 
“文革”中,李振盛去过一次刑场。
 
那是1968年的一天,公安局一位摄影通讯员来到报社,说过段时间他们要处决8名犯人,问有没有人想去拍照,别人一口回绝,都说拍了也见不了报,李振盛趁那人走时跟了出去,悄悄对他说,那天你们的车来接我一下。
 
八名死刑犯中,六人是刑事犯,两人是政治犯——他们在油印小报上刊登的毛主席语录中多加了一句话,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清明节这一天,到了刑场,李振盛完整地拍了一组行刑枪决的画面,包括对尸体近距离的特写,他说,那种脑浆迸裂后的血腥味,自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忘不了。
 
这种无法见报的照片,李振盛拍过很多。有人曾为此打小报告,主管摄影的领导就跟李振盛讲,你总拍这些没有用的照片干啥,总批评你,你总是不改,你傻不傻啊你?“我说傻,我傻,我以后不拍了没有用的照片了。但是说完了,还是照样拍。”
 
他不认为自己那时肩负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只是赞同摄影家吴印咸的一句话,“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另外,“我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他笃定地觉得,不敢异想者,永远看不到“天开”。
 
这更像是一场政治与人性之间的周旋。
 
当时,黑龙江省里规定,抄家、批斗、游街、处决等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一律上缴。李振盛不认同这种做法。“自己拍的照片来之不易,怎能轻易上缴毁掉呢,我想不能白忙活啊。很多人交出就一把火烧了。”
 
他在自己的资料柜和办公桌抽屉里设计一个夹层隔板。拍完“负面照片”,就把底片藏进去。1968年10月,随着政治气氛更加严峻,他开始把底片从夹层里面拿回家,每天下班拿一点。不过,放在家中的柜子里也觉得不保险,怕抄家的时候被翻出来,夫妻二人决定,把地板锯开,埋在底下。
 
地板很厚,锯断的声音很响,容易引起注意。李振盛让他的妻子放风,“有人走过就马上示意我停,没人了就接着锯,锯了很长一段时间,起码有一两个礼拜,才锯开一个书本大小的洞口。”然后,用油布将底片包好,放进去,上面压上一张书桌。
 
整个“文革”时期,他保留下了近十万张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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