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 阅读
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3.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做不到，儒家哪来的“宪政主义”？
董仲舒未必限政，孔夫子同样也不。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或主张专制，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孔子之前，是既没有政府，也没有社会的。政府都没有，你限的哪家子政？这两种说法，不自相矛盾吗？
我当然不同意“孔子之前无政府”，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秦汉以后郡县。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封建是分权制，郡县是集权制。封建时代，天子分权予诸侯，诸侯分权予大夫。郡县时代，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集权，才可能有绝对权力。分权，则不可能“绝对”。权力既不绝对，又何须限制？
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自由和宪政”的。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既然如此，孔子怎么可能会去“抗衡”，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难道孔子掐指一算，算出后来会
有秦皇汉武？未卜先知啊？
没错，诚如秋风先生所言，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问题是，这关系怎么变的，又变成啥样了？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是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专了鲁国国君的政，他们的家臣（比如阳货）则专了他们的政。这也叫“君主专制”？对不起，这叫“犯上作乱”，叫“礼坏乐崩”。
正因为礼坏乐崩，才要恢复“君臣父子”的封建秩序。当然，孔子并不主张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相反，在孔子看来，君对臣要有礼，父对子要有爱。但，君仁父慈，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可以“僭越”。如果像春秋那样，八佾舞于庭，周鼎问于楚，那就“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孔子要高举“克己复礼”的旗帜，把“正名”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坚决反对“陪臣执国命”，反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些话，哪有“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的意思？孔子更担忧的，怕不是“君的霸道”，而是“臣的跋扈”吧！
那么，秦汉以前，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有，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地点，在秦公国；时间，在秦孝公；始作俑者，即为商鞅。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集中到国君。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霸业”，秦始皇的“帝业”，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
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则做不到。为什么？分权制大势已去，集权制方兴未艾。西汉初年，迫于形势，刘邦不得不折中调和，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郡国制”。结果，麻烦不小，动乱不断。这才有高祖的“白马之盟”，晁错的“削藩之策”。而且，直到武帝采取“推恩之法”（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才算搞掂。
显然，中央集权这事，汉初统治者“非不欲也，乃不能也”，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政治遗嘱”，也是他要实现的“宏图大业”。在此形势之下，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谈什么“君臣共治”，不是找不自在吗？就算董仲舒敢讲，汉武帝也听不进去。哈哈，你说朕不是天，是“天之子”？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政权合法，与“限政”何干？限政？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夺权”呢！
众所周知，宪政并不简单地就等于限政。但没有限政，则肯定谈不上宪政。既然限政这事，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做不到，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又哪来的“宪政主义”？
呵呵，所谓伊人，恐怕“在水一方”啊！
4.
帝国没有董事会
过去没必要，现在不允许，再加上“雇佣”逐渐变“主仆”，则所谓“儒家的限政”，请问有多少可能？
实际上，秦汉以后，不要说“宪政革命”，就连“君臣共治”，也是一厢情愿。因为秦汉以后的官员，已大不同于春秋。春秋的大夫是“帮忙的”，秦汉以后则是 “打工的”。春秋的大夫，原则上世袭。他们原本君主家人，或王室旁支，或诸侯子侄，故曰“公子王孙”。他们的齐家（打理采邑）、治国（治理封国）、平天下 （辅佐王室），是“尽义务”，不是“挣薪水”。虽然也有“非世袭大夫”（孔子就是），那也是请来帮忙的（当然有酬劳），故可“合则留，不合则去”。君臣双 方，也客客气气，一方事之以忠，一方使之以礼，这才被秋风先生误认为是“契约关系”。其实，是“亲友关系”。
春秋的大夫“非亲即友”，秦汉以后的官员则“非奴即仆”。当然，有过程。前期，或许尚有周代遗风，是“半友半仆”。士大夫在皇帝面前，有时还能保持一定尊严。然而越到后来，就越是斯文扫地。明代，官员们只要一言不合，就可能被拖出午门，在众目睽睽之下扒了裤子打屁股，叫“廷杖”。清代倒是不打屁股，却规定见了皇帝，汉族官员只能称“臣”。满族亲贵和侍从，才能称“奴才”（太监不论满汉均称“奴婢”）。这表面上看是“礼遇”，骨子里却是“歧视”。意思也很清楚：你们汉人也想当“奴才”？你还不配！
当“奴才”成为资格和待遇，则君臣之间，便已是“主仆关系”。其原由，则在于从春秋到秦汉，过去的“亲友关系”，已逐渐地转变为“雇佣关系”。我们知道，郡县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按照这种体制，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皇帝拥有绝对的主权和治权。唯一做不到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这就要雇人打工（场面上的说法，叫“给皇上当差”）。正因为是“打工”，所以不能世袭，只能任命。这就是“官员代理制”或“皇权代理制”。
这些被任命的“高级打工仔”，就是各级官员。他们或供职于朝廷，或牧民于地方，但无一例外，都是“职业经理人”或“皇权代理人”。秦汉到魏晋，主要是“皇权代理人”。其中，还不乏皇帝的铁哥们或小舅子，即“勋 贵”和“外戚”。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就主要是“职业经理人”了。对于他们来说，当官，更多的是一种职业，一个饭碗，一个脱贫致富、光宗耀祖的途径。因此，即便在初入仕途之时，尚有儒家的政治理想，也会在官场的扑腾中，逐渐让位于现实的考虑。指望他们来抗衡皇权，可能吗？
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制度不允许。依照秦汉以来的帝国制度，皇帝好比牧场主，官员好比牧羊人，老百姓则是羊。牧场主开明，管得宽松一点，是可能的，这就是 “仁政”。牧羊人自律，不拼命薅羊毛，也是可能的，这就是“廉政”。但要说牧羊人也参加“董事会”，限制董事长的权力（限政），就不可能。羊儿们召开“股 东大会”，制定“游戏规则”，不许董事长、总经理为所欲为，还要公开账目（宪政），就更不可能。哈，帝国可没有什么“董事会”，只有“办公厅”和“办事处”，它们分别叫“朝廷”和“衙门”。朝廷和衙门里，可是没有“民意代表”的。民意代表都没有的政治，也能叫“宪政”？
春秋的制度没这需要，秦汉的制度又不允许，再加上君臣关系逐渐由“雇佣”变成“主仆”，则所谓“儒家的限政”，请问有多少可能？
问题是，就算当时的制度，是“皇帝授权，官员代理”，则君臣之间，也顶多不过“雇佣”，反倒有可能变成秋风先生情之所钟的“契约关系”。法家就这样主张。 在他们看来，所谓“君臣”，无非“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只要“公买公卖”，也就“礼尚往来”，臣下何至于“为奴为仆”呢？
抱歉，这就怪不得别人，只能怪儒家自己了。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袁伟时批秋风：儒家是宪政主义吗？
- 下一篇：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