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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孩子遭遇问题学校——打工子弟学校的另一面
8月15日，新希望实验学校门前，一位无法办理“五证”的家长躺在马路上抗议。 （浦峰/图）
师生失声
老师甚至没有行动自由，晚上出校上网都得翻墙；学生小升初平均分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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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社会舆论注意的是，在一个缺乏监管的市场环境里，校方和教师之间是简单的打工者和雇佣者的关系。王春华介绍，大部分教师和学校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的则是由校方单方面持有合同。
学校和教师之间纠纷频发，“农民之子”《烛火通讯》团队积累了大量案例。石景山华奥小学的一位老师曾遭遇无故解聘，后来通过劳动仲裁，学校赔偿其两万余元。在另一起案例中，一位老师状告朝阳区东北亚学校无故解聘，法院并不受理，理由是由于该校当时没有办学许可证，主体不存在。校方则在庭上表示：“我本身是违法的”，以此为由成功脱责。
陈俊旭在长店实验小学的拍摄进行了三个月。与学校投资方进项丰厚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学校教师工作强度极大，工资却只有1200元，甚至低于同期北京市外来务工群体的平均工资。那里的教师行动也不是十分自由，校门的钥匙由办学者掌管，老师晚上要出去上网，都得翻墙出校。
而在校方极力压缩成本，提高利润的过程中，安全问题确实存在。陈俊旭的纪录片中就记录了该校一次锅炉爆炸，事故是校方在严冬的周末停烧锅炉，管道结冰导致。2011年8月21日，南方周末记者前往已经拆除的海淀区新希望小学校舍调查时，废墟上堆满了塑料泡沫，据学生介绍，该校校舍是简易房，外面是铁皮，中间则是泡沫。有的学生甚至每天击打墙壁练拳法“一点也不疼”。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创新、育红、新希望等几所学校，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学质量均不满意。育红初一一位学生甚至对学校被取缔表示高兴，理由是老家的学校老师讲课更加生动深入，“学校关了以后我就可以回老家念书”。
在新希望小学，一个四年级学生告诉记者，老师平时上课虽然很凶，可是考试时会把答案写在黑板上。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介绍，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小升初毕业成绩平均分仅为15分。
当学校遭遇搬迁等问题时，学校和师生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更大。2006年，海淀区打工子弟学生分流就是一个显例。当时该区教委把解释学生安置政策的《学生家长告知书》交给打工子弟学校，要求把告知书传递给学生家长。但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隐瞒了该信息。
民办学校校方本身诸多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北京市教委进行整治和规范的“合理性”。
被逼出来的盈利冲动
政府没有安置全部学生，又严格控制办学许可证，没有稳定的产权预期，更加强了其短期盈利冲动
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多为河南固始籍商人开办，一般为家族经营，早年固始人垄断了北京的废品回收业。
除了固始人，河北张北人1994年也有了办学者，他们在京以种地为主，集中居住在四季青乡、海淀乡、衙门口等地。开轻型卡车搞运输的河北沽源人，集中居住在清河营、立水桥等地，也很早就开办了学校。居住的集中使流动人口学龄儿童在数量上形成规模，使办学成为必要和可能。
实际上，因为面临生源的市场竞争，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也表现出有序竞争的一面，包括采用购置电脑、VCD教学光盘、开设英语课，用车接送学生等方法——尽管有时候这类“校车”是拖拉机甚至三轮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认为，不能只是指责学校的盈利冲动，关键是政府无法满足打工子弟的受教育需求。“我不反对拆迁，但前提是政府有能力把学生安置好。比起没学上，起码这些民办学校给了孩子最后的选择。”
韩嘉玲2000年开始关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她看来，这次的拆迁基本上是2006年那次关闭潮的政策延续。和当时各区还普遍召开听证会相比，此次北京市显得更加“低调”而坚决。2006年，北京市教委的承诺与此次如出一辙：“各公立学校无条件接收学生”，“在校生一个都不能少”。但以当时的海淀区为例，1.5万余名学生最后仅分流了4000余名。
十多年来，北京市对外来打工子弟学校的政策逐渐收紧。2000年以前北京市对这类学校基本放任不管，2000年到2005年之间，打工子弟学校大量萌发，北京市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政策，公立学校稳定接收了大批学生。韩嘉玲认为，这一时期北京做得比上海好，规范了各个区的职责，发放了一批办学许可证，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但政策从2005年开始收紧，2006年北京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随后有了当时的关闭潮。
朝阳民工子弟学校协会会长张歌真介绍，从2005年开始，北京市基本上就冻结了许可证的颁发。办学许可证对学校意义重大，除了使学校获得合法身份之外，政府每年对这些学校有大量补贴，硬件方面有价值大约在20万-30万之间的桌椅和电脑等设备提供，另外在学杂费、取暖费、校服等方面有专项的资金扶持。
郭宇宽认为，办学许可证的严格控制使办学者没有稳定的产权预期，更加强了其短期的盈利冲动。
郭宇宽团队的调研也观察到北京和上海政策走向的变化。2010年左右，上海的打工子弟学校，少数不符合办学条件的被取缔，其他都被政府接管，政府对于创办者给与一定补偿，把学校转为非营利性质，对登记入学的孩子，每年给予1200元的生均经费补贴。
到了2010年，调查样本库中的500名上海外来务工子弟，凡是继续留在上海的，几乎全部进入公立学校，或者由政府接管补贴的非营利性打工子弟学校。而北京的样本学生原先所在的10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有两所被拆迁，其余的孩子，除了回老家的，只有少部分转入公立学校，大多数依然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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