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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若干问题辨识:孙中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作者:杨天石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5日 点击数: ( 字体: )

 
  革命精神当然重要,但是没有钱也不行啊,所以孙中山回国之后最主要的一件事还是借钱,筹备北伐所必需的经费。他又向西方的财团借,但是,当时政府还没有成立,还没有得到国际的承认,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我用企业做抵押,你把钱借给我。孙中山拿出来的第一个抵押品是汉冶萍公司,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煤铁联合企业。孙中山要以“中日合办”的名义向日本资本家借钱。日本资本家觉得有利可图,同意借。可是一部分革命党人不同意。章太炎就说:我们革命本来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力,革命还没有成功,你就用汉冶萍做抵押品,怎么可以呢?孙中山向章太炎解释说:现在南京的周围有十几万部队,这十几万的部队每天要吃饭、要发饷,如果开不了伙、发不了军饷的话,军队是会哗变的。但是,孙中山这样向章太炎解释,也没有用,“中日合办”汉冶萍的计划就吹了。后来,孙中山又想用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招商局做抵押,也没成。最后,孙中山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再向日本人借,条件是将满洲租给日本,向日本人借1000万。孙中山表示,有了这1000万,就能打到北京,将共和的坚实基础建立起来。日本人早就对满洲不怀好意,几乎要签字了,但是日本的陆军大臣不干,他说满洲本来就是日本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的战利品,根本就没有必要用钱去租。所以,这次借款计划也吹了。
 
  由此可见,孙中山是在逼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接受议和条件,同意南北议和的。他想:还是采取原来的策略,先让袁世凯上台做民国总统。假定他将来要干坏事的话,再推翻他,到那时推翻他会很容易。南京临时政府最穷的时候,国库里有多少钱呢?胡汉民有一个回忆:南京临时政府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十块大洋。靠这十块大洋怎么去北伐?怎么打到北京?不仅打不到北京,靠十块大洋,南京临时政府这个国家机构都没有办法运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两个月,就欠了一大笔债,最后这笔债是袁世凯还的。袁世凯一当上临时大总统,就向外国借钱,外国资本家看中了袁世凯,就借了。他从中拿出一部分给南京临时政府还债。
 
  我讲这些是想说明:革命党人没有北伐,不是孙中山不想北伐,不是过去所讲的所谓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是因为没有北伐所必需的资金。孙中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向袁世凯妥协的,主要就是由于财政困难,孙中山称这个做法叫“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就是说,先推翻帝制,将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起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做。历史证明,孙中山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后来袁世凯虽然当了皇帝,但是只当了83天,1917年张勋复辟,只复辟了12天,所以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孙中山。
 
  辛亥革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何不同?
 
  通常讲辛亥革命,往往把它与西方对比,认为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我认为,这个看法未必全面、准确。辛亥革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至少有三点不同。第一,这次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第二,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成为半殖民地,国土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这次革命第一个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要救亡,而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第三,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对的敌人,一是专制制度,一是封建贵族,但是当西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很快就发现背后站着一个新的敌人,即早期的工人阶级。由于资本主义早期的剥削很残酷,所以工人运动产生了、罢工产生了、共产主义的理论提出来了。辛亥革命发生时,西方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已经先后成立,工人运动已经兴起,因此孙中山指出:不应该再走西方的道路,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毛病。
 
  有一件事我们过去不清楚,这些年发现了新资料。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之前,曾经到比利时去了一趟。孙中山去访问当时的第二国际领导人。双方见面后,孙中山表示:第一,我要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孙中山成立的党,要成为第二国际的成员。而且,孙中山还表示:我们中国的革命要学习西方革命的优点,克服西方革命所产生的种种弊病。孙中山特别讲到,要让中国的工人阶级避免受剥削的痛苦。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我们过去也不太知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于1915年给第二国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现在还保存在第二国际的档案里。他要求第二国际赶快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我将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请注意,孙中山这封信是1915年写的,那时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没有发生呢。
 
  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持什么态度?
 
  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有8个字:“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将好的果实拿过来,恶果要避开,这是孙中山在1905、1906年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由于当时西方世界的贫富悬殊现象已经很突出了,所以孙中山讲的“避那恶果”,主要就是不要将西方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拿过来。后来,孙中山曾经讲过,世界上有两种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力量,一是社会主义,一是资本主义。孙中山说:我要让推动世界发展的这两种进化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为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要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要学资本主义。孙中山还说:我要用外国的资本主义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孙中山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不愿意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特别是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同时又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优点。
 
  孙中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还有一个思想过去可能也不太被注意,这就是他反对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孙中山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要“师其意”,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用其法”。孙中山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才适用,列宁在俄国搞十月革命,开始搞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搞了两年搞不下去了,所以才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孙中山说:俄国社会发展程度要比中国高很多,如果俄国这样的社会发展程度都没有资格实行马克思的办法,我们中国怎么有资格呢?于是,孙中山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要“师其意而不用其法”。孙中山很明确地说过:在中国要用民生主义。他还有一句话说:我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我们过去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根据俄国的国情,在俄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俄国问题的一个创造。如果我们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能够给予比较高的评价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来评价孙中山所说的“我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在从事中国革命的时候,是力图基于中国的特点,同时又希望它的改革方案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所以,我认为,他是既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又不主张全盘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是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20世纪时代色彩的一次革命。孙中山希望走一条和西方不一样的新道路,当然这条路他没能走完,就过早地去世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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