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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中国做一个好人到底有多难
【“容忍就是自由”】
应该说，胡适对中国社会的解剖和批判一直是不遗余力的，即使与鲁迅相比，也不遑多让。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长文：“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一辈子不肯曲学阿世，不肯随波逐流，即使当着独裁者的面，也敢发出自己宏亮的心声。在他看来，科学和思想若要兴盛，至少言论自由不可缺席。
1925年秋，孙中山尸骨未寒，由诗人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即连篇累牍地讨论苏俄问题，隐然站在反对联俄的立场上，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相抵牾。当时，陈独秀担任中共总书记，对《晨报》的所作所为自然很难满意。同年11月29日傍晚，《晨报》馆被激进的游行者联手捣毁并纵火焚烧，震惊中外。事后，胡适与身居上海的陈独秀通信交流看法，陈独秀拍手称快，认为烧得应该。胡适的内心顿起波澜，对陈独秀的态度深感失望，这位从不讲狠话的学者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出了与好友绝交的警告：“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适所讲的“这一点”就是言论自由。他担心，一旦用暴力摧残舆论的恶例成为惯例，激进分子动辄以非民主的方式强求民主，以反自由的方式硬争自由，现实的黑暗将会更加深不可测，自由和民主的萌芽将会惨遭践踏，“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上世纪20年代末，胡适膺任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他准许学生各抒己见，无分左、中、右，人人皆可畅所欲言。当时，有人捕风捉影、散布谣诼，说胡适讲过：当年苏联派人来中国商洽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点名要见的就是胡适，由于当日有事，胡适让陈独秀去了，结果陈独秀成为了中共创始人。许多学生愤愤不平，为了维护胡适的名誉，要将这份匿名的揭帖当众撕去，胡适却一笑置之。
胡适既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一生最急切的愿望就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迎头赶上西洋的进步。他爱好和平与秩序胜过爱好自由与民主，始终反对以暴力争取自由。胡适并不是因为怕事而崇尚和平，而是因为服膺民主的精神。他极注意言论自由，就是要保住民意的孔道。毫无疑问，和平、民主、自由是构成其信仰的三元素。
1956年，蒋介石七十华诞，《中央日报》征文为蒋祝寿，该报发行人和社长胡健中向旅居美国的胡适约稿。胡适遵嘱寄上一文，其中用了一个洋典故，说的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打高尔夫球时，幕僚前来请示：某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您想采用哪一种？艾森豪威尔挥杆不辍，让幕僚去找副总统尼克松定夺。胡适用典的意图昭然若揭，那就是劝蒋介石无为而治。胡适随文附信，对胡健中使出激将法：“我谅你也不敢登！”结果，胡健中硬着头皮将文章登出来了，蒋介石居然雅量宽宏，未予计较。
迄至晚年，胡适认识到自由重要，容忍更重要，他把“容忍就是自由”变成了口头禅，自有其深意存焉。
【“箭垛式的人物”】
新文化运动发轫之际，有人指责胡适不分青红皂白打倒孔家店，实属罪大恶极。但打倒孔家店的头号猛将明明是吴虞，这笔烂账却算在胡适头上，他不予置辩。胡适对于人身攻击向来不作公开回应。
章太炎的大弟子、北大教授黄侃对新文学不存好感，对胡适抱有敌意，他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戏称胡适为“著作监”，学生不解其意，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黄侃是存心讽刺胡适的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此喻遂传为笑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白话文学史》均只有上部，下部长期付之阙如，倒也是事实。林语堂曾幽默地夸赞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一“美誉”多少有些令人尴尬。
左倾的青年百般挑怒胡适，无所不用其极，胡适却一概宽容，完全是一副“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1930年，胡适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批判唯物史观的辩证法，这一页就让叶青等人骂了几年，胡适一直不回应不理睬。
自成名之日起，胡适就是“箭垛式”的人物，尽管如此，胡适从不赞成自己的朋友或学生意气用事，对论敌实施人身攻击。女作家苏雪林是反鲁急先锋，1936年11月，鲁迅尸骨未寒，苏雪林即在《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这样的措辞近乎谩骂，已超越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范畴，立刻遭到胡适的严肃批评：“我同情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至于书中所云‘诚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邪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1943年元旦，胡适花费20美金购获30大本的《鲁迅三十年集》，然后连夜挑灯细读集中没有读过的文章，这是胡适在交卸了驻美大使职务后购读的第一套书，由此可见他对鲁迅心无芥蒂。
中国文化界有一耐人寻味的现象，数十年不变，批判鲁迅的必揄扬胡适，反之亦然，鲜有调和者，更鲜有兼爱者。鲁迅与胡适的旗下各有千军万马，双方杀来杀去，阵地数易其手，至今未分胜负。鲁迅倾向革命，胡适倾向改良；鲁迅倾向破坏，胡适倾向建设。以中国社会而论，改良显然比革命更温和、更迟缓一些；建设显然比破坏更紧要、更迫切一些。苏雪林是坚定的拥胡派，却偏偏具有鲁迅的愤嫉，她崇敬胡适老而弥笃，实为奇事。苏雪林自称一生只痛哭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去世，另一次便是胡适去世。她奋勇反鲁，务为驱除，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胡适中西学问俱粹，既热情讴歌现代文明，又维护农本社会（不主张革命）。一生如他所言，确实“左右为难”。他自诩为世界主义者，却未能完全丢掉孔孟之道的包袱，无论是在“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的西方社会，还是在“以道义为名，以乡愿为实”的中国社会，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天真而又本色。偏激的人嫌他的言行常常折衷，不够诡异刺激；保守的人又恨他离经叛道，为异端邪说树帜张目、铺路搭桥。共产党批评胡适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国民党却批评胡适对共产党是“姑息养奸”，他落了个两面不讨好。
1957年11月，“中央研究院”第三届第三次评议会以全票（18票）推选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翌年4月8日，胡适将书籍悉数运往台湾，作永久定居计。胡适回到台湾，表面上热闹，骨子里却只有寂寞和冷清。台湾大学教授徐子明、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李焕荣撰小册子《胡适与国运》，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嘲骂胡适有领袖欲，讥笑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回台湾是为了组织新政党，与政府为难。面对汹汹之议，胡适处之夷然，且不无幽默地调侃道：“大陆已印行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台湾还得加把油，否则不成比例。”
胡适尝言：“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雅量真非常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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