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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学术界“异数”朱维铮:20多岁进牛棚读书解闷
【怀念学术大师朱维铮】
朱维铮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异数”,也是大学校园中难得的一道风景。他究竟在课堂上讲过什么,一拨又一拨学子或许并不记得了,最难忘还是他的风度、犀利,引经据典的博大,警句名言式的精深。当然,还有朱维铮对现实始终如一的关切和大胆表达。
2012年3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在与病魔搏斗了一年后,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朱维铮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异数”,也是大学校园中难得的一道风景。他究竟在课堂上讲过什么,一拨又一拨学子或许并不记得了,最难忘还是他的风度、犀利,引经据典的博大,警句名言式的精深。当然,还有朱维铮对现实始终如一的关切和大胆表达,在一代又一代学子身上留下不灭印痕。
如果从学术史脉络说,朱维铮是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再传弟子,也是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学术传人。学源正宗与优势杂交铸就了朱维铮的学问世界,而几次特殊机缘又是他学问人生之所以如此的外因。
他对写作组的生活不后悔
一个机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刚刚毕业留校的朱维铮为陈守实教授做助教。跟随陈守实,朱维铮认真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原典,极大丰富了理论素养。更为重要的是,陈守实指导阅读的马克思,还没有夹杂后来的教条。这是朱维铮的幸运。
后来许多人以为朱维铮的学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叛,是异类。这其实是对朱维铮学术的误解。在学术基本面,朱维铮所坚守的就是“唯物史观”,只是他所坚守的这个唯物史观缺少了一个“认证”,是他追随陈守实从马克思主义原典直接获取,这从他上个世纪几篇有关唯物史观的文章中可以体会出来。
奠定朱维铮学术基础的第二个特殊机缘,是他遇到了周予同。周予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主持编写《中国历史文选》,刚毕业的朱维铮有幸跟着打下手,借书或查找资料。那时没有现在方便的检索工具,繁琐的查找、阅读和编写题解、注释初稿,使朱维铮不知不觉中熟悉了历代典籍,知道了学问方法。
名师出高徒。陈守实、周予同,还有复旦更多名师的指点,使朱维铮很快成为一个优秀的学术青年,然而突然而至的“文革”,将朱维铮等复旦一大批有学问的老中青学者卷了进去。
二十多岁的小青年突然进入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高层,春风得意的短暂日子使朱维铮后来为此付出十几年的“牛棚”代价。不过,根据朱维铮的说法,他对写作组的生活并不后悔,因为那里确实潜藏着一批有学问的高人,朱维铮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学问方法,学到了文章做法。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喜欢对学生夸耀自己是从“文痞训练班”毕业的。
“牛棚”生涯逼着朱维铮只能借书解闷。无聊便读书,是中国读书人的老路数。再加上他之前十几年不知不觉的训练、被训练,等到“文革”晚期“评法批儒”开始,朱维铮竟然成为“有学问”、可利用的人,被安排辅导工农兵学员注释章太炎的作品。这个特殊机遇不仅使朱维铮有了展示才华的合适途径,而且奠定了他后来学术生涯的基础。“文革”结束,朱维铮与另一位复旦才子姜义华合作出版《章太炎选集》。这虽然只是一个选本,但其题解、注释,体现了两位作者极为深厚的学术功力。
浪费天才成就读书人的幸运
20世纪80年代最初那短暂几年里,朱维铮和姜义华、李华兴“三剑客”组合,使他们快速提升了在学术界的排名。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组合,他们的合作作品也确实展现出真知灼见,复旦中国思想文化史专业在全国高校迅速崛起,成为重镇。稍后,南北学者合作《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出版,中国文化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并由此渐渐兴起中国文化研究热潮。在这一系列学术活动中,朱维铮都是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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