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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
（3）社会边缘人物
梁山好汉中还有大量的社会边缘人物，包括武将、吏胥和自甘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
古代社会边缘人物的处境是由于经济地位、统治阶级政策和人们自我选择的结果。贫困把其中的一部分农民推向社会边缘；武将按说是“官”，是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代的“重文轻武”政策，以及宋代兵制的特点，把武官排挤到了边缘地位，特别是下层武官，尤为如此，再加上军人多来自游民、流民，当兵要被黥面，与罪犯流放一样待遇，对军人不尊重，也使军人失去自尊，常常闹事，使得宋代军队实际上成为“一种特殊的游民群体”[6]（P139-143）。武官的边缘化，如再遇迫害，极易逼上梁山，林冲就是一例。
吏胥的数目在梁山将领中占第三位，但却占了主导地位，宋江、铁面孔目裴宣就是吏，雷横、朱仝、戴宗、李云、蔡庆、蔡福等就是“胥”。所谓“处官府职簿书”者为“吏”，“任奔走供役使”为“胥”。现在常常是官吏并提。实际上宋代和宋代以后，“官”、“吏”是社会地位悬殊，学问教养、思想意识都有很大差别的两类人。吏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是处在边缘地位的。主流社会对吏是有几分歧视的，他们自视也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胥”就是“差役”，本是由当地服役人轮流承担的，但衙门里的差役是“好人不能干，能干没好人”的差事。因为正经农民怕耽误农活，老实巴交的宗法人也不会欺压百姓，所以他们往往出钱免役，雇当地的痞子、地头蛇、游手好闲之徒来干。这样，差役多能世代相传，积累了捞钱和整治老百姓的经验，为地方官所依仗。民间语云：“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是三年一任，他要在当地干事，无论干好事还是坏事，非得要依仗这铁打的衙门中的差役不可。
廖仲安先生在《再评宋江》中说：“吏胥与‘盗贼’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7]他们之间的人们越是大胆，越是敢于冒险、敢于与造反者勾结的人，越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些吏胥在对待主流社会的态度上与游民没有多大区别。
《水浒传》中梁山的其他领袖如晁盖，大财主卢俊义，庄园主李应、史进、穆弘、穆春、孔明、孔亮，贵族后裔柴进等人，其身份是属于主流社会，而且他们大多还有超出平常人的能力，在社会上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由于各种原因自甘于处在社会边缘，这是他们自我选择的结果。他们有些共同特点，如：一，喜好舞枪弄棒。宋朝总的政策是重文轻武，所以好武之风，就沉沦社会下层了。武艺作为一种技术也要在社会底层寻找自己的空间，它在江湖绿林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此，好武本身就有或是私通绿林、或是本人有图谋不轨的嫌疑。二，不娶妻室。宗法社会以家庭宗族为本，不成家就被视为异类。三，好交结朋友，仗义疏财。这会被官府视为交结匪类。这些社会边缘人，只要有机缘，也有可能投入江湖绿林。
《水浒传》也有勉强可以算作农民的，如打鱼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打猎的解珍、解宝。这还是从大农业角度来看待的，事实上他们不是典型的束缚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三阮”之中，除了小二外，小五、小七都没有家室，他们平常除了打鱼外，“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这个“私商”恐怕就是没有本钱的买卖——抢劫。他们都比较穷困，但仍喝酒吃肉赌钱。阮小五把母亲的头钗都拿去当了作赌资。当他们猜到吴用的到来是要拉他们做没本钱的买卖时，马上兴奋起来：“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买卖，有心要带挈我们，一定是烦老兄来。若还端的有这事，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他时，残酒为誓：教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小五、小七还拍着脖子说：“这腔热血，只卖与识货的。”因为他们向往“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梁山好汉的生活。这种“农民”肯定不是社会认可的“良民”；不仅过去，今天的社会也不会认同。因此，三阮虽可归属在农民之列，但他们也是处于边缘状态的农民，是犯罪或造反人员的后备军，只要条件适合，就会走上武装抗争的道路。从上面对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的类别分析中可以看出，《水浒传》所讲述的是这类人奋斗的故事。
4. 非农民起义说
我不同意“农民起义说”，不仅因为《水浒传》写的不是农民的反抗，以及一百零八位头领的主体也不是农民，更重要的是此书中所表现的不是农民的诉求，特别是没有农民在经济上的诉求，也就是对土地的要求。书中没有任何情节写到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苦恼，也没有任何故事写到土地占有者对无地农民剥削的残酷，也没有因土地问题而爆发的争斗。《水浒传》中不是没有涉及土地占有者与他们“庇荫”下无地农民的关系。如“三打祝家庄”的祝家庄，“庄前庄后，有五七百户人家，都是佃户”，可是这些佃户都是跟着庄主祝朝奉走的，战后，在宋江看来祝家庄“一境村坊人民”，本来是应该“尽数洗荡”的，只因有钟离老人一个，救了石秀，才赦免了他们。又如李逵的哥哥李达是地主家的长工，李逵因劫法场，被官司追捕，李达也受到连累，被官府捉了去，赖有东家为他证明辩护，并替他“上下使钱”，才使他免受追究。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东家。《水浒传》一开头写史进主持的庄园，他们父子也与庄客、农民的关系十分和谐。当史进提出要组织起来防止少华山强人骚扰、共保村坊时，众人答道：“我等村农，只靠大郎作主。”这就是《水浒传》作者眼中无地农民与土地占有者的关系。作者对于书中出现的庄园主，只要是与梁山有正面关系者，无不写得慈眉善目，待人可亲，他们兢兢业业地管理家业，告诫子弟不要为非作歹。而一般农民只是“长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刺，沙小生。木伴哥，牛筋等”之类。
5. 游民的经济诉求
《水浒传》反映的是什么人的诉求呢？我认为《水浒传》表达的是梁山好汉这个武装造反集团的诉求，也可以说是游民的诉求。如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水泊梁山上主人公以游民为最多。对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游民来说，生存、温饱是他们最迫切的欲求，他们对于物质上的追求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上面所举的三阮对梁山的“大秤分金银”的强盗生活羡慕不已。这种想法不仅为吃饭、纳税发愁的阮氏兄弟所有，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的晁盖，也不安分，“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以获取更多的财富。作为游民的刘唐、公孙胜也非常相信金钱的作用力，他们登门拜访晁盖时都以“十万贯金珠”为诱饵，仿佛这一注横财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作为宝物献给他们心目中的领袖人物——晁盖。在江州，李逵初出场时，就为银子争红了眼，他最大的诉求可能就是银子，有点只认银子不认人的模样。鲁智深在桃花山不辞而别，也没有忘记把金银酒器都踏扁了，裹在包袱里带走，好像有点对不住朋友。这些赤裸裸对物质财富的向往与追求，在主流社会里是不被认同的，对游民来说却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作者写到这些时往往用“义气”、“结义”、“聚义”等游民道德把它包裹起来，不直接描写对金钱财富的向往，好像实现“义”和“聚”才是梁山好汉们最强烈的诉求。如吴用诱说三阮、三阮进见晁盖等一系列的打劫前的筹备组织活动似乎都是为了“七星聚义”，丝毫没有个人的物质追求。检验一下，人们所说的“义”和“义气”是否与物质金钱联系在一起，这是判断“义”和“义气”的倡导者是否属于游民范畴的一个重要标志。
6. 游民的政治诉求——发迹变泰
宋代通俗文艺作品中，把描写追求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直至“做皇帝”的作品称之为“发迹变泰”类。所谓“发迹变泰”类是指写下层社会人士（大多是游民）的皇帝梦（或退而求其次，做达官贵人）的作品。有的评论家把梁山好汉没有积极主动争做皇帝而被招安看作是梁山好汉的一大污点。从中国人强烈的“皇帝情结”来看，梦想“做皇帝”以及武装起来“反皇帝”都不是什么希罕事。
《水浒传》作为文艺作品议及皇帝的地方不多，因为它自南宋时就已在社会上公开演出，南宋说北宋的故事，其忌讳一定很多，不可能正面描写下层人士争相抢做北宋皇帝的故事，这是要触犯朝廷的律条的。因此书中虽然李逵说过让晁盖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小皇帝”的话，但作者对此还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李逵是个粗人，并不能代表水泊梁山的主流意见，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听众也能容忍，官方才不会计较。而宋江是梁山上的领导人，他要从梁山的全局和当时的情势考虑，没有想争皇帝做，但不等于他没有政治上的诉求。天下皇帝只有一个，在这座王朝大厦没有倒塌时，争做皇帝要受到统治者的全力反击，成功的概率很小。如果退而求其次，当自己有一定力量的时候，伸手向皇帝要官做，这样成功率就很大。它往往只是皇帝一句话而已。南北宋之交，武装造反的人们，待自己羽毛丰满之时，再投降朝廷做官是很普遍的事，所以当时老百姓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说。这种政治诉求倒不是游民所独有的，被迫揭竿而起的人们大约都有这种心态。不过如果考虑到《水浒传》的故事，最早是由江湖艺人这个游民群体创造的，他们是从游民的“变泰发迹”思想来理解梁山好汉的政治诉求的。
7. 关于“平等”的诉求
游民是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一群，他们要独自面对社会，从而感到有必要把与自己有相似处境的人们结合起来，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之间当然是平等关系，因此“平等”也就成为梁山好汉的重要的政治诉求。这在七十一回“石碣受天文”中有明显的表现。“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酒筵欢乐，无问亲疏。”但是“兄弟”这个称呼不是给一切人的，仅仅给予那些能够与自己相互救助的人们的，或者说就是给予属于自己帮派或有可能与自己结成帮派的人们的。这种互救的小团体是通过结拜或结义方式固定下来的。游民只要进入了这样的组织，他们彼此之间便被认为是平等的了。所谓“兄弟”式的平等就是人格的平等。实际上，这不仅离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遥不可及，就是真正的人格平等也没有完全做到。因为游民的结合是有目的的，就是从事某种冒险活动。游民的结合一般分为追随者与被追随者，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每个小团体中都有自己的“大哥”（被追随者），他是小团体的核心，并拥有极大的权力。因此就要强调“兄弟关系”中“长幼有序”的一面，其实质已经是“上下关系”了。一百零八将中不是分为“天罡”、“地煞”吗？如果斗争再发展，根据地扩大了，需要建立政府性质的机构，游民自然而然就要向“贵贱有别”发展，从而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从“长幼有序”到“上下有等”再到“贵贱有别”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游民对平等的向往终归是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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