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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隐喻在当代：让一部分人的病先好起来
【导读】在新的话语体系下，疾病政治已经向疾病经济的转向。但伴随着政治生活的形式化、疏离化与公民权的碎片化、等级化，即使在对肉身一视同仁的疾病面前，往往只能做到“让一部分人的病先好起来”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中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引子中的这段话，
将我们的目光从身体疾病本身转到如影随形附着在疾病之上的社会隐喻上去。
疾病是与人类生活高度关联的自然生理事件，但又是负载着道德倾向与价值判断的文化事件，甚至有可能是一种连社会结构、国家权力等都牵涉其中的政治性的隐喻。那么，“为什么在历史的漫长时期，人们对加之于身的疫病以及疗治总是出于默然，而没有将之视为一个问题——一个需要诉诸他人、社会甚至国家的问题来加以表述和呈现，而在当下它则发展成一个公众共同关注并不断言说的中心？”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后胡宜在自己的新著《送医下乡》中，从现代中国独特的疾病政治场景与疾病的隐喻入手，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为核心，通过考察“东亚病夫”的叙事模式与“送医下乡”行动在百余年来的发展，梳理近代以来中国的疾病与政治的联动过程，力图从国—民关系格局的变迁中阐释疾病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以便找到理解和诠释现代中国政治的可能路径。
东亚病夫：疾病隐喻的建构、转化与消解
1932年，南京市健康委员会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在受检的10588人中，完全健康者仅有631人，查出的各种身体缺陷合计竟有21026种之多；人均寿命只有30岁，与当时欧美国家的43岁差距极为明显，以死亡率推算出平均每年全国超格死亡人数近600万！在作者看来，为国人所熟知的“东亚病夫”概念其实并不简单指向这种国民疾病丛生、健康水平低下的痛心现象；在丧权辱国的“病国”语境中，“东亚病夫”更是成为了一种关于国民及其民众的政治隐喻与象征，“指向的是国家的衰败和国力的衰微，以及民众的麻木、散漫、不团结”。
不仅仅要唤醒沉睡的雄狮，更要有效地疗治沉疴中的大象，这正是在面临“东亚病夫”式的、整体性的危机与病态时“保国救种”的迫切需要。围绕“东亚病夫”的基本隐喻，疾病、医疗与国家三者之间产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关联，“并由此发展为现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疾病政治景观”。
晚清时期，广州、东北、上海等地频发的鼠疫以及其他疾病不断被政治化，发展成多重样态的疾病政治。在极其峻烈的国内外形势下，西方“卫生学”的地位与作用由“身体保护”转向“民族防卫”，现代医学成为科学化、国家化的新民救国大计，“民力之康健，民族之复兴，国家之强盛与崛起，便维系在‘卫生’这悠悠一脉之上”。
由此来看，“废止中医”之争绝不仅仅是偶然的轩然大波，而是西化倾向、师法日本、中医于疠疫的束手无策、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诉求以及国家建设自身要求等诸多诉诸“疾病政治”的因素与历时千年的传统碰撞所激起的大潮。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技术问题，更是“上升到国家发展道路和价值取向的选择”。
这一疾病政治的逻辑在1949年后并未中断，而是以别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对华发动的“细菌战”首先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下的政治情感。反对帝国主义与保卫生命、保卫国家的针对“疾病”的“双重斗争”在爱国主义的话语包装下以大规模“卫生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形式铺展开来。政治象征在宣传动员层面得到了大量运用：“静态的死角被清除是敌人的一个碉堡被端掉，运动的害虫被捕杀是消灭了一个侵略者，打死了一个美国鬼子”。如果联想到“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对新中国国际关系的“卫生式”表述，这种“清洁化”的倾向对语言和思维的捆绑与变异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消灭血吸虫、天花、疟疾、瘟疫等针对长期以来威胁中国民众的各种地方病、流行病的斗争，则在保持“东亚病夫”叙事模式连续性的同时，又彰显出新国家与“病夫”历史与前朝旧事进行割裂与降格的决心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把爱国卫生运动放置在新国家的“清洁”政治中予以解析，那么它就不仅仅是禁止烟毒、取缔娼妓制度等“清洁国家”的延续，更是一种开展“国家清洁”、实现国民再造、解构“病夫”隐喻的政治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的疾病政治开始摆脱“东亚病夫”的想象和支配，但传统的疾病逻辑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延续。政治主线变得更为平淡、隐秘、呈现于日常生活场域，但仍有可能被SA R S、禽流感这些疾病的暴发、流行及其带来的社会恐慌、危机意识与管治困境重新暴露在公共视野和公众话题中。
送医下乡：从“他者”到“保姆”的国家
作者相当看重自己所提出的“送医下乡”与“国家建设”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并认为这有可能成为诠释现代中国政治的理想图式。
如果说哈佛大学毕业生陈志潜在1932年创设的“送医下乡”的“定县模式”是以当时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热潮为基本参照，那么现代医疗与乡村社会间的紧张关系便在客观上形成了送医下乡的背景。新中国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起在政治层面回应了上述张力，真正成为解决贫困乡村缺医少药问题的一个典范，更是显示了“为长期受到西方剥削的各国建立一个中国模式”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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