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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大国总理眼中的国家悲剧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俄】雷日科夫著，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407页，49.00元
2011年12月，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周年。二十年中有关苏联解体的著述汗牛充栋。不仅仅是亲历者，只要是后来人都有机会对这段历史发表议论，做出评判。当然，亲历者尤其是那些距离事件的舞台中央和幕后越近的亲历者，视角和感受会更独特。1985年至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伊·雷日科夫，便是这样的苏联解体亲历者。2007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十五年后，他写出了《最大的历史悲剧》（中译本《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2010年修订版）一书，给人们提供了观察这幕悲剧的独特视角。其中尤为作者看重的，就是在改革后期急剧膨胀、迅速蔓延的民族主义。在作者看来，这是一把摧毁苏联的“攻城槌”。与别的分析不同，雷日科夫的视角围绕着这把“槌”的打造与运用，展示它的整体“流程”和某些细节。可以说，这是一部按专题、按时间编辑的纪录片。除了已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画面，看到的和没有看到的潮流人物的假面与真相，熟悉和不熟悉的文件材料之外，也有作者十多年思考的表露与郁积日久的悔愤之情的宣泄。作者显然不是在做历史研究和学术讨论，甚至也不全是回忆和评说，他是要把能够理清楚的东西理出来，立此存照，与放在这座历史陈列室里的所有物品一样，让每一个驻足的人去感悟去思索。
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以后，为了调动上上下下的改革积极性，增加对“惰性势力”的推动作用，苏联领导人有意识地指出乃至渲染民族关系方面的缺点和不足。民族主义势力开始抬头，它们借助官方对民族问题的自我检讨和揭露，利用长期受片面报道和教育的群众了解了一些“真相”之后产生的困惑、惊异和愤懑情绪，煽动民族主义，竭力证明如果各民族共和国脱离苏联，掌握了国家主权，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加之这时苏共由于改革成效有限、威信下降、控制力减弱。这两种事态发展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民族主义分离势力迅速做大并且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而一种更可怕的情况是，在当时的氛围内，谁对中央政府和党的机关攻击得越积极越厉害，谁就越被当作本民族摆脱“桎梏”、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和救星。
民族主义势力把自己打造成“攻城槌”的第一步是在阿拉木图开始的。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近三十年的哈萨克人库纳耶夫被解职，而苏共中央派来的接替者是俄罗斯人科尔宾。这一反几十年传统，被雷日科夫客气地称为“不恰当的任命”，“不能不在哈萨克斯坦领导层中引发负面的反应”，导致破坏了苏联这个最大的共和国之一的安定局面。就在宣布任命的第二天，阿拉木图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就出现了第一批几百人的示威者，他们对苏共中央任命一个似乎和哈萨克斯坦毫不相干的俄罗斯人表示不满。结果，发生了严重骚乱和流血事件。虽然示威很快被警察和军队驱散，但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按照雷日科夫的看法，这次事件的爆发，还不能说是哈萨克民族主义的挑唆。示威者反感的是中央大员那种盛气凌人、说一不二的官僚作风。当时的人们在到处都高喊着的“改革”、“公开性”的影响下，相信大多数人的意志可以成为政府的决定。他们走上街头不是要反对其他民族，而是要明示多数人的意志，是要给那些高呼改革的人发一份答卷。然而，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也好，苏共中央和苏联有关部门的领导也好，并没有尊重人们的意志，仍然是按旧的习惯办事。在用强力平息了事件后，又把“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在事件参加者的头上。事情的逻辑往往就是这样的，当把一个罪名错误地强加于人后，反倒激发了他按这个罪名所具有的方式行事。也许，正是这种错误的处理方法，伤害了群众也激怒了群众，使他们不是向党中央和戈尔巴乔夫靠得更紧，而是拉开得更远。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与中央拉开距离的过程中爆发了。
作者非常看重1989年4月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发生的那次著名事件。在他看来，与阿拉木图事件不同，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经过长期准备的行动。早在1987年，格鲁吉亚就出现了大批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派组织，此后它们的活动非常积极。如果说其他共和国“民主”派在提出政治口号时还多少使用一些“外交辞令”的话，格鲁吉亚“民主”派就直截了当得多了：“打倒克里姆林宫的帝国式狂妄自尊！”“打倒苏共的无上权力！”“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于是，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和对境内其他民族的排斥都被格鲁吉亚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用来“造势”。终于演化成4月中旬出现的大规模群众示威、集会和静坐。在对示威者规劝未果的情况下，共和国领导人请示中央后决定动用警察、内务部队和苏军驱散政府大楼前及主要街道上的人群。执行任务的军人和示威人群发生了肢体冲突，出现了踩踏，造成多人死亡，大批人员受伤。最让雷日科夫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比利斯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此事做出的审判。这个以大名鼎鼎的民主派人士索布恰克为主席的委员会认定，造成悲剧的责任是当时的格鲁吉亚党中央主要领导和执行命令的几位将军；而那些真正动乱和恐怖行动的鼓动者和组织者，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在作者看来，这次“可耻的”、“颠倒黑白的审判”，“明白地昭示了，消灭苏联及其社会制度可以通过什么道路和手段，用什么方法进行”。可见，这把“槌子”不仅已经“打造”出来，而且在第比利斯初试锋芒了。
使用“攻城槌”发动第一次直接“撞击”的是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者。早在1988年中期就开始出现在立陶宛的具有激进民族主义取向的“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即“萨尤季斯”），爱沙尼亚的非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以及拉脱维亚的“人民阵线”，引领了波罗的海三国“捣毁”苏联的进军。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些运动开始还是打出了“支持改革”、“反斯大林主义”和“建立公正、民主社会”的旗帜。这样的口号对广大群众很有吸引力，他们也对自己生活的经济状况、对耳濡目染的中央和地方上领导的行政官僚做法、对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偏差与失误深感不满。当然，不管是三个共和国还是苏联的领导人中，在初期持支持和赞成态度的大有人在。在“萨尤季斯”的成立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就委托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向其表示“衷心的问候和祝愿”，因为他从“萨尤季斯”身上“看到了推动改革的积极力量”。而立陶宛共和国共产党和共青团领导人下令，从党员和团员缴纳的党费团费中拿出几个百分点交给“萨尤季斯”使用，随后大型企业得到指令也照此办理。有了足量经费支持，“萨尤季斯”声势骤大，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分配给立陶宛的四十一个人民代表席位中，“萨尤季斯”得到了三十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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