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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起源:到底是谁的野心在作怪?

作者:(美)R.R.帕尔默 乔·科尔顿 劳埃德·克莱默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02日 点击数: ( 字体: )

 
苏联的一系列行动似乎又佐证了西方的担心,即斯大林的野心并不止步于东欧。在亚洲,按照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承诺,苏联人在1945年8月已经对日宣战,并举兵挺进中国东北,从而处于有利地位并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在朝鲜,日本战败之后,苏联立即根据协议占领了该国北半部,同时更采取步骤将他们的占领区加以巩固,从而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伊朗是另外一个麻烦地点。战争期间,美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为防止纳粹夺取伊朗而对该国实施了联合占领,但是苏联拒不在约定时间撤军,以此施加压力来在石油问题上获取英美的让步(比如英美已经享有的那些权利)。
 
  苏联人还寻求对意大利在北非的前殖民地实行托管,从而可以逼近苏伊士运河。他们还在和土耳其的边界沿线集结军队,向土方施加压力以取得对黑海海峡的共管权,并使其海军有权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地中海——这正是老沙皇所追求的目标。英国人虽然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但还是再一次像以往一样,承担起其作为地中海和中东的“西方”保护者的角色,出面支持土耳其人的防卫。希腊在1946年至1949年间爆发了内战,共产党游击队与英国支持的保王派(亦即民族主义者)军队大打出手。斯大林也许承认他在战时与丘吉尔达成的关于希腊要留在西方势力范围之中的协议,所以没有向希腊共产党提供多少援助。但是铁托在南斯拉夫新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却出面帮助共产党游击队。共产党向土耳其、希腊和伊朗施加的压力引起了英美的不安,它们担心苏联在东地中海和中东的石油资源有一整套战略图谋。
 
  战后的紧张局势对一项关于对核武器实行国际监督的计划造成了损害。美国知道苏联(以及其他国家)造出原子弹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原子弹的科学基础是别国也了解的。当时则只有英国与美国分享核武器的秘密。美国在1946年提出由国际权威机构来控制原子能,而原子能的事业则只限于和平目的。这样一个国际机构将有权向任何国家派遣核查人员以检查违规行为并施行制裁,而不受制于安理会否决权。苏联人对此表示反对,而且不愿放弃他们手里的否决权。外国人进入他们的社会进行不受限制的检查,这对他们来说不啻为冒犯。他们质疑美国居心何在,因为在拟议中的国际权威机构成立之前,美国将不会销毁其核武器,也不会停止进一步的核武器试验和生产(而且许多美国人还反对将他们自己的核军备置于国际控制之下)。至于英国人,他们担心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中去,于是也开始着手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核大国。国际核能控制的计划就这样在相互之间的猜忌和疑虑中垮塌了。苏联着手加紧推进自己的原子研究(以及有效的间谍活动),其成功之日来得比预想的更快。1949年苏联成功地试爆了一颗原子弹,一场给全世界带来恐惧的核军备竞赛就此揭幕。
 
  同时政治冲突在1946年和1947年两年里也加剧了。美国国会规划出来的遏制政策作出如下假定,即苏联人将扩展到任何出现权力真空的地方。遏制战略的倡导者们指出,西方应该同时展现耐心和决心,苏联社会自身最终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同时西方一定要保持其军事力量,并使用经济和其他力量来抗衡苏联。作为美国政策的基石,遏制最终被从更严格的军事意义上加以解释,而这就偏离了其最初的倡导者的本意。与此同时,丘吉尔在1946年3月发表了一个声势凌人的演说,其间他描述了“铁幕”在东欧和西欧之间——“从波罗的海的斯泰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落下的情形。当年春季,美国拒绝了一笔待决的苏联提出的重建贷款申请,因为国会已决定租借法案须随战争结束而终止,同时美国还终止从德国的美国占领区向苏联人运送战争赔偿物资。
 
  1947年,财政吃紧的英国被迫削减其在地中海地区承担的义务,向华盛顿通报说,其已无力援助希腊的反共武装力量,同时也无法继续对抵御苏联压力的土耳其予以支持。美国迅速采取行动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杜鲁门不仅同意在地中海地区提供必要的援助,同时还在1947年3月制定了一项广泛的国家政策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遏制共产主义——“援助那些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御少数武装力量或者外部压力试图强加给他们的征服”。杜鲁门主义使美国承担了前所未有的义务,深深卷入全球性军事和经济事务之中。1947年春季马歇尔计划也宣布实施,该计划旨在加速欧洲的经济复兴,并以此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开始成型。国家安全委员会被设立起来,就国家安全事务向总统提供咨询。中央情报局也被建立,目的是协调情报的收集工作。中央情报局很快还得到授权来安排秘密行动。行政部门处置对外政策事务的权威得以加强。1948年,美国首次采取和平时期义务兵役制。
 
  苏联则谴责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战争贩子”。美国武装希腊和土耳其,美国在中东建立了空军基地,美国军队占领着日本、冲绳和南朝鲜,美国人拥有原子弹,凡此诸端,都使苏联人感到自己处在威胁之下、包围之中。苏联人的猜疑在1947年后越积越多,同时他们还不时追溯起历史旧账,包括1917-1920年间俄国革命和内战时西方的干涉,苏联被排除在慕尼黑协定之外,“二战”期间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此外还有战争结束时终止租借法案,回绝战后贷款的请求等等。
 
1947年,苏联人断定他们必须重新对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施加更严密的控制。为此他们以新的形式重建了作为战时友好合作的姿态而在1943年被解散的老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并更名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苏联人还在中东欧取消了共产党人曾经在其中分享权力的联合政府,而代之以共产党支配下的政权。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贝奈斯总统的民主联盟以往曾经被视为东西方之间可能的桥梁,而如今,在预定举行的大选中将面临失败的共产党人在1948年2月夺取了政权。到此时为止,美苏之间战后形成的猜疑和冲突已经使它们相互把对方视为永久性的威胁,而双方又都用自己不乏武断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去抗拒这种威胁。由此,越来越严酷的冷战就扩散为地区性冲突和政治对抗,而在欧洲、亚洲,乃至于在地球上的各个地方,这些冲突和对抗一刻不停地发展演变着。
 
(本文摘自《冷战到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终结?》,(美)R.R.帕尔默 乔·科尔顿 劳埃德·克莱默 著,牛可 董正华等 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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