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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自由”绑上了美国外交政策战车
允放火禁点灯——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
这种强调美国主导或者更加直白地说，美国行政部门主导的“互联网自由”，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不仅依据远近亲疏，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待遇；美国自己在言辞和行动上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悖论。
2月17日，距离希拉里第二次“互联网自由”演说仅仅48小时，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利伯曼与参议员科林斯、卡珀联名提交了修正后的信息安全法案，这份名为《信息安全与互联网自由法》的议案对2010年引发争议的《2010保护作为国家财产信息空间法》做了字面上的修正：在“禁止”总统“关闭”互联网的同时，授权总统可以宣布“信息空间的紧急状态”，在此状态下，政府可以部分接管或禁止对部分站点的访问。
一如此项法案的批评者所指出的，尽管用“互联网自由”作为标签，但该法案所试图赋予美国总统的权力，正是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紧急状态”下已经行使过的“权力”：关闭互联网，尽管法案内使用的措辞是“部分站点”和“特殊情况”。换言之，美国自身也无法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将把近似不受限制地实现信息自由流动作为第一优先的目标。
回到“互联网自由”这一标签所蕴含的价值层面来看，工具性运用“互联网自由”这个概念的后果，就是损害了“互联网自由”的基础。早在2010年9月，突尼斯的一位网络活动分子就在其撰写的长篇博文《互联网自由的悖论与阿拉伯世界的网络活动主义》中点明，必须与来自美国政府的“帮助”保持距离，以免被贴上“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标签。
就这点来说，美国强势推出“互联网自由”战略，并将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客观后果，就是损害“互联网自由”这个概念本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延续冷战思维——中美战略信任受到损害
就中美关系而言，“互联网自由”战略为中美关系带来了非传统的不确定因素：有可能从心理与认知层面，损害对于保持中美关系长期稳定至关重要的战略信任。
中美关系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对彼此的战略定位：朋友，敌人还是伙伴。这构成了中美战略决策者解读对方特定行为与政策背后的“真实目的”的心理基础。
从本质上来说，“互联网自由”战略是延续冷战时期以来两大阵营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颠覆、渗透游戏的网络翻版。撇开漂浮在表层的信息技术的泡沫，美国推进“互联网自由”，“帮助”网络活动分子，提供官方翻墙软件的目标，与当初设立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美国之音等从事颠覆性报道的短波广播，并无本质区别。由此产生的后果之一是，中国如何能够确信，一个采取旨在颠覆中国政权行动的美国，对中国是友好的？中国如何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游戏规则，即在信息空间保持“敌对”状态，而在其他问题，比如维持美元稳定上中国有必要，甚至有“义务”保持对美国的“友好”状态？
一意孤行可能失控——新瓶装旧酒，行吗？
从全球互联网空间来看，美国的“互联网自由战略”，与网络空间诸多新行为之间，存在彼此追赶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就某种意义而言，在特定地区和时间，比如今时今日的中东地区，美国的“互联网自由战略”在“双重标准”问题上受到极大的挑战。一个后果是，亲美国但在互联网管理上不那么“自由”的盟国，比如沙特阿拉伯，面临来自民众和媒体更大的压力：美国都说了要“互联网自由”的，你作为盟友怎么不跟上呢？可以想见，受到示范样本鼓舞，热衷“互联网自由”的活动分子将因此获得更强的驱动力。但对美国来说，这显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失控。
总体来看，美国的“互联网自由”战略，是主权国家在信息时代，面对开放环境下非国家行为体与新技术联合冲击所做出的一种回应。但坦率地说，美国“互联网自由战略”制定过程中暴露出的，是形成并定型于现代性的国家行为体的思维定势，与具有后现代特征的、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空间行为逻辑发生的激烈对撞：互联网基本上是不可能被单一国家主导和控制的，谋求这种主导和控制的后果，是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引申开，今日世界经历的，可能是一场更加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的序幕，如果想要有效应对，必须做出真正的变革与创新，而不是用信息技术的新瓶子，去装冷战时代留下的旧酒。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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