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形便”，还是“犬牙交错”？

 

 

据新华社等通讯社报道，温家宝总理在教师节前去北京一所中学听课，事后进行点评，对地理课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但是教材对我国地区的划分不清楚，甚至有错误，缺乏自然的或行政的依据。”他所指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版的地理教材中对“华北地区”范围的解释。于是舆论大哗，纷纷指责教材的“常识性错误”，甚至斥之为“荒谬”，在众口一词赞扬总理的同时，将各种污水拨向教材的编者、出版社和长期使用这本教材的教师和学校，甚至进一步推断出这是由于“利益驱动”、“部门垄断”，或者以小见大，洞察了教育体制的弊病。

 

可是在这一片喧闹中却听不到地理专家的声音，直到中国地图出版社公开澄清事实，有些批评者依然不愿偃旗息鼓。其实，可悲可叹的正是那些不辨真相的批评者。教材上的说法并没有错，根据中国地理学家公认的自然区划原则，秦岭以北、青藏高原以东，包括甘肃、陕西一部分在内，正是属于华北地区，这是有充分的自然依据的。温总理尽管是学地质出身，却忽略了这一点。但总理不是教育家，也不一定是地理学家，即使都是，也不会“句句是真理”，对他的批评完全可以提出质疑或者反批评。

 

为什么本来正确的常识，一经要人批评立即会陷于困境呢，这固然反映了社会上多数人唯上的风气，但也显现出在我国只重政治不重其他、只重行政区划不重自然区划的特色。所以一提到华北，马上想到的是以前曾经存在的华北行政区和目前在行政、政策和惯例上仍然沿用的概念。其实这个概念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差异还不止一处，要说陕西属于西北或北方，但陕西的秦岭以南地区在自然区划上却已属于南方，难道不是中外地理学家的共识和地理学常识吗？又如，近年来我们已习以为常的“西部”，其实只是一个政策性概念，在地理方位上是说不通的，内蒙古和陕西算西部，在陕西之东却在内蒙古大部分之西的山西却不算西部，以至当地人只能以“不是东西”自嘲。

 

稍为熟悉中国历史地理的人都知道，这种行政区划或政策的地域界线与自然区划冲突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有的正是统治者蓄意造成的。

 

划分行政区域当然最好是依照自然地理条件，在生产能力低下、交通运输条件十分困难的古代尤其如此，所以一般都讲究“山川形便”，如黄河、长江、淮河等大江大河，太行山、秦岭等山脉往往成为大行政区的天然界线。但是统治者出于长治久安的需要，有时就不能只考虑自然地理因素，还得顾及人文、社会、经济、军事因素。如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或敌对势力的威胁，在一些战略要地或军事据点，往往要造成“犬牙交错”的格局，使地方或敌对势力无法依托“山川形便”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卫体系。与此同时，还会将中央或上一级政区的辖境的一部分打破地理障碍，深入对方，一旦有事，可以作为进攻的突击点。

 

早在西汉初，刘邦在划定由朝廷管辖的长沙国与实际独立的南越国之间的界线时，就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故意不按照南岭山脉的走向，使一部分长沙国的辖境插入山脉之南，完全控制分水岭和河流的上游。这条界线已为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一幅2100多年前的古地图所证实。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去陕西省的南界。本来，秦岭（古称终南山、南山、太白山等）一直是关中与南方的界线，也是以咸阳、长安（今西安市一带）为中心的一级政区的南界。每当中国处于南北分裂时，秦岭与淮河一样，经常是双方比较稳定的界线。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灭北宋后，一度挥戈南下，远达今湖南、江西，逼近南岭。但经过双方实力的较量，最终形成的稳定界线还是淮河、秦岭一线。特别是在西部，宋金间的争夺无不依托秦岭山脉，一方竭力突破，一方奋力守卫，“铁马秋风大散关”成为爱国诗人陆游晚年梦魂萦绕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到元朝建立，秦岭南北都成了朝廷的辖境时，统治者对秦岭在维持南方割据中的巨大作用记忆犹新，决心打破这道屏障，于是重划政区界线，将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今陕西汉中、安康）划归北方的陕西。这样一来，一旦南方有事，汉中盆地既可作为北方政权南下的集结地，直接威胁四川盆地，也可顺汉水而下进入湖北，还可作为秦岭防线的前沿和缓冲，不至于会在短期内被突破。由于此后的明朝和清朝都在北京建都，都需要由北而南的控制，这一改变就一直延续至今。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例如号称“河南”的河南省并不完全在黄河之南，还有一块在黄河以北。淮河两岸同属一个政区，在东西方向却分属安徽和江苏两省。同样，长江下游的政区也不是以长江为界，而是横跨大江南北，东西间也分属安徽和江苏两省。省以下界线类似的现象更多。

 

到了今天，有些界线已经为政府和民众所接受，便捷发达的交通运输手段也足以打破山川的障碍，可以不必再作改变。但有些不符合自然地理条件的界线，依然不便于行政管理和经济、文化的交流，适当的调整是更好的解决办法。如果这些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国家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