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守法”的万历皇帝

　　这一大规模的抗议使万历震怒，他找茬处分了相关官员。不过他也很清楚，无论他多么宠爱郑贵妃和常洵，这废长立幼一举决不会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开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势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

 

 

 

　　万历的皇长子朱常洛是宫女所生，常洛的弟弟常洵为皇贵妃郑氏所生，万历喜欢郑氏，欲立常洵为太子，但是按照明朝祖制，应立长子为太子。如立常洵为子则属“废长立幼”，这不但违反祖制，也不合儒家“立嫡、立长”的继承原则。因此，他采取拖延策略，迟迟不立太子。

 

　　1590年，常洛足岁七岁半（虚9岁），还没有出阁讲学，很多廷臣深感不安，担心他长大以后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阁讲学，又必须具有太子的名义，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京官集体向文渊阁的四个大学士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促使万历册封常洛为太子。于是，以首辅申时行为首的四个大学士向皇帝提出了辞呈，理由是不立太子他们无法向百官交代。皇帝没有接受他们的辞呈，不过宣布，他无意于废长立幼，如果一年之内廷臣不再以立储一事打扰他，他可以在1592年立常洛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纠缠，立储就要延后。

 

　　在这一年里，群臣不再以立储相催促。1591年，工部的一位官员因为皇帝允诺的册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储大典的各项开销理应由他负责筹备，他就编造预算，呈请皇帝批准。皇帝的朱批使全体文官为之瞠目结舌。朱批说，他早已声明不准臣下在一年之内催促他立储，这个工部官员借编造预算为名而行催促之实，这就是违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须按照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延后立储。这种缺乏诚意的节外生枝使群臣深感忧虑，于是他们联名奏请皇帝收回朱批，并希望他将亲口许诺的明春立储一事付诸实现。

 

　　这一大规模的抗议使万历震怒，他找茬处分了相关官员。不过他也很清楚，无论他多么宠爱郑贵妃和常洵，这废长立幼一举决不会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开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势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而且流血之后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万历本人一时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

 

　　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就是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职权，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扰逼迫。在和廷臣往来争辩之际，他又突然别作心裁，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他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这同样引起了官员们的抗议，这一局面竟然维持了10年。最后，万历实在拖不下去，才不情愿地立常洛为太子。此时太子已经20岁了。而且据说最后是太后的话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太后问万历不愿立常洛的理由时，万历说：“他是宫女生的，怎能立为太子？”太后大怒，指着万历说“我本来也是宫女，你也是宫女生的。”万历这才迫不得已立常洛为皇太子。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万历与群臣间的立太子之争,这对我们有几个有益的启示。中国古代的帝王的权力并不都是绝对的，起码在万历身上，“立长”这一法律对他还是起到很大的约束力的，最后立常洛为太子，是法律战胜了王权。如果采用历史比较的眼光来看这一问题，那么，明王朝之所以能有效统治中国达276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皇帝比较守法。相比之下，暴秦、蒙元的皇帝就差得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高度概然性的结论，则王朝的寿命与帝王守法的程度成正比。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效应？因为规则本身给人一种预期，规则是对人的选择自由的尊重，是对人的尊重，而任意统治则被统治者无法预期行为的结果，它是对被统治者人的尊严的否定。这一不经意的作用就使统治者赢得民心，就会产生极大的社会创造力，产生凝聚力。任意的统治本身会构成对社会结构的破坏，也会对统治构成伤害。因此，按规则的统治、即使是按统治者自己制定的规则的统治也比按任意的统治要强。

 

　　任何人都有破坏规则的倾向，当规则与他的选择相悖的时候，这个冲动就产生了，这是作为个体的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人的自然属性所至。“随心所欲不逾矩”实在是人所不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因此，如果没有外部有效的压力，个人这一自然倾向就会产生违法行为，皇帝也是这样。

 

　　一般来说，正因为皇帝缺乏有效的外部压力，所以皇帝是最不守法的人。我上课时对学生说，皇帝都是畜牲，这个话当然是绝对了、野蛮了，但是一般而言不错。为使皇帝守法，必须有迫使皇帝守法的制度设计，这一制度的缺失或者有效性程度缺失，正是中国王朝更迭铁律的重要原因。万历皇帝最后放弃了废长立幼的违法行为，就因为官僚阶层对他的有效牵制。这告诉我们，在权力最高层，权力牵制有利于政权的稳定，也有利于法律在最高层的实现。而法律在最高层的实现是法治的核心，它本身也是社会法治的条件。

 

　　（作者系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