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崛起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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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直接利益者”的卷入 　　

　　各种内外因素驱动着当代中国的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运动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最显著的是表现在群体事件中“非直接利益者”的卷入。 　　

　　一般说来，社会成员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即运动的“参与者”，运动的“反对者”和“旁观者”（也就是“非直接利益者”）。运动的参与者当然是为了争取他们各自的利益。 　　

　　更多的社会成员是运动的旁观者，他们没有任何利益动机来参与运动。任何运动包含着风险，在中国尤其如此。 　　

　　旁观者为什么愿意承担风险成为直接参与者？旁观者参与运动或许是因为同情参与者，或许是为了运动中所包含的道德意义，或许是为了某种理想。不管是哪种情形，“非直接利益者”成为了直接的参与者表明运动的性质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社会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也并不可怕。在发达国家，社会运动一直是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进步的推动力。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社会，从权威到民主，从专制到民权，都和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密切相关。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社会运动处理不好，消化不了，就会造成社会乱象，不但不能成为进步的动力，反而导致社会的倒退。 　　

　　在中国也如此。在目前的生态下，如果不能有效消化各种群体事件，很容易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运动甚至恶性革命。中国领导层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 　　

　　近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讨论人均国民产值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在中共六中全会上，如何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写进了执政党的文件。但也应当看到，因为各种内外因素，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实际上已经超越于政府的控制之外。 　　

也就是说，各种控制机制的发展可能能够在短时期内遏制这样的事件的发生，但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最有效的办法是社会政治改革，通过新制度的建设来容纳和消化社会运动。在这方面，中国是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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