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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压力进行维稳已走到尽头了
朱莉（Julie Harms），美国公民，200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工作。因为未婚夫刘士亮被刑拘上访被媒体称为“洋秋菊”。2009年12月24日上午来北京宋庄小堡村东书房送交上访材料。图为朱莉与油画《上访者：母亲》（于建嵘2009年创作）合影。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曾用刚性稳定来表述目前中国的稳定状况，压力维稳是这种刚性稳定的维持机制。因此，厘清压力维稳的主要特征、原因和后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刚性稳定的本质。
一、压力维稳的主要特征
（一）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
尽管中央文件再三强调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问题，但在实践中却相反。一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做好源头的预防和治理工作。以备受关注的贵州瓮安事件为例，2008年6月28日下午，当地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中学生的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之后，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烧，致使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被损坏。事件发生后人们从各方面找寻缘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次影响巨大的群体性事件在发生前已有很多征兆。据《半月谈》杂志披露，瓮安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近年来，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20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通报事件解决情况时也指出，瓮安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换句话说，瓮安当局的不当执政行为，积累了大量民愤，由于没有从源头上及时有效地疏导和解决，最终酿成了这次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二）重视基层，注重“实战”。
目前，我国实行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管治的需要。尤其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各种矛盾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基层政府的社会管控能力就显得非常必要。俗话说，基层不牢，地动山摇。不过，由于层级过多，很多政策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层层过滤，致使很多政策到基层已经严重扭曲变形，失去了本来的治理效力。这就是人民群众常说的“中央政策是好的，到下面就走样了，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因此，为减少层级过多带来的信息流失，中央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与基层的直接联系。比如让县委书记、基层公安局长进京轮训。邀请相关专家学者给这些基层官员讲解各种维稳知识，包括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培训过程中开始减少理论知识的学习，逐步加强技术性、实用性处理方法的探讨和应用。
（三）政绩考核功能异化。
在中国，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政绩考核的项目繁多，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会涉及到。尤其是对一些重要指标实行“一票否决”，使得基层官员不堪负重。为了完成重大任务，地方官员往往会采取“人民战争”、“群众动员”的方式。这就造成了真正的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为了应付“一票否决”的事项整天忙得焦头烂额。以信访责任追究为例，中央一直强调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以减少北京和各省市面临的工作和社会稳定压力，逐级下达信访工作责任目标考核。面对中央的压力，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对上访群众采取的截访、销号、拘留、罚款、劳教、判刑、连坐等控制手段压制上访人员。当然，我们不是说地方政府根本不想解决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确实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也有很多问题是任何政府都不能解决的。实际上，有些时候基层官员也处于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对上要承受上级政府的压力，如果硬性规定的“一票否决”考核事项出了问题，别的工作做得再好也没用；对下要应对民众的各种诉求。
（四）成本高，投入大。
“维稳工作”造就新的利益部门。很多时候地方政府迫于维稳的压力，不惜花费巨额经济成本。以当前中国信访实践中存在的拦截上访民众的截访为例，其所花费的经济成本已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例如，十七大期间，为了保证所谓“零进京”，从9月28日到10月25日，河北省某个上访问题并不严重的县组建了驻京工作组进行截访和劝返，人员包括主管信访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信访局、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25人。这个县4个有上访人员的乡镇，分别还派出2至3人到北京值班，全县到京接访的人近36人。据最保守的估算，这个期间，整个河北省进京接访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全国像河北省这样进京上访较多的省近10个，加上其他省市，全国在北京接访人员近10万人。这么多官员和工作人员到北京来接访，对基层政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行政开支。对此，山东一位基层领导曾坦言：“上面传信来要我们去接人，立即派出两三个人过去，连吃带住加汽油费，一次就花了一两万元。”截一个上访者的费用有时足以解决其实际问题。
（五）基于短期利益考量。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以稳定为基本前提，任何工作都要给维稳让路。为了维稳甚至可以不惜给正常经济发展、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和负面影响。同时，在“维稳压倒一切”的观念主导下，政府采取的社会管治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目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有许多是工人和农民、市民等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集体上访等行为。这些事件并不是针对政府的，政府至多是调解者或中立方。但由于某些地方政府把这些行为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不得不采取各种维稳行动。因此，这种压力维稳是基于现实考虑远大于中长期利益的考量，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嫌。
二、压力维稳的主要原因
（一）现实的需要。
对社会稳定存在威胁和现实挑战的主要有这样一些方面：其一，恐怖活动的挑战，每次重大国际活动的安保工作都会成为维稳重点之一，如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其二，民族地区的“骚动”。如新疆、西藏等地区民族分裂分子制造的骚乱。其三，群体性事件，以征地、暴力拆迁引发的为代表。其四，信访活动，特别是进京访和群体访。其五，犯罪率攀升、治安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暴力犯罪、黑恶势力犯罪、街头犯罪，以及社会影响大经济案件，如非法集资等。其六，邪教。以上这些分类并不严格，有交叉。
而在面对因为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时，因为我们的领导干部任用机制等是几年一换，使其更希望在自己任内压制矛盾维持现状，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这一点在基层表现的尤为显著，很多基层官员缺乏责任感，也没有化解矛盾的勇气和动力，对一些问题能推就推，能捂就捂，只要矛盾不激化，不影响自己的政绩，他们是绝对不会主动解决的。因此，很多官员不能用“平常心”来看待社会冲突，更不能认识到社会冲突具有缓解社会政治压力的减压阀作用，而是将稳定视为一切，为了维稳经常不惜代价。
（二）体制性原因。
当前中国的政治结构在制度层面上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然而，在现实政治操作层面上，往往是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对中央政策的修正甚至反动来谋求其相对独立的利益。例如，在一个县的政治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县委书记。在制度设计上，县委书记只是中央的一个代理人；在政治现实中，他却是真正的权力实施者。在制度设计上，县政领导的权力一方面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另一方面来自县域民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因此他们的权力应该受到上下两个方面的监督和制约。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县政领导却可以有效摆脱两个方面的监督，在县的施政方面行使没有任何有效监督和制衡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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